陝西在上古時代是華夏九州中雍州和梁州，歷史悠久，早在110萬年前“藍田猿人”就在灞河兩岸生息繁衍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承載著黃帝陵、兵馬俑、延安寶塔、秦嶺、華山等眾多中華文明、中國革命、中華地理的精神標識和自然標識。中國古代歷史上包括周、秦、漢、唐等輝煌盛世在內的十四個王朝或政權都曾在這裡建都，其豐富的文化遺存、深厚的文化積澱，形成了獨特的歷史文化風貌。
陝西，三秦大地，具北方之雄渾，兼南方之秀麗。我們聊一聊陝西的地質地貌。
因地處河南陝縣以西，故名陝西。雄居中國內陸腹地，東鄰山西、河南，西連寧夏、甘肅，南抵四川、重慶、湖北，北接內蒙古，全省境域20.58萬Km²。
省域南北狹長，泱泱大秦嶺乃中華地理的自然標識，其地質構造、自然地理和人文經濟，南北方分野，東西部轉換過渡。地貌特點受地質構造控制，總體南北高，中部低，由西向東傾斜。可分四大地質地貌自然景觀區，即陝北沙漠高原，陝北黃土高原，關中斷陷盆地及陝南秦巴山地。陝西縱跨三個氣候帶，由北向南漸次過度為溫帶、暖溫帶和北亞熱帶，南北氣候差異較大。秦嶺總攬黃河、長江兩大水系，其主樑以北有渭河、涇河、洛河等黃河支流，以南有嘉陵江、漢江和丹江等長江支流。
陝西中部以渭河平原為紐帶，素稱西北之門戶。西起寶雞，東至潼關，東西長360Km，平均海拔520m，面積3.91萬Km2。地勢平坦，交通便利，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經濟發達，糧油產量和國民生產總值約佔全省的2/3，是全省的精華之地，俗稱“八百里秦川”， 華夏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在此盛大演義，富庶文明著稱於世。
南部秦巴山地，秦嶺巍峨，東西綿延千里，為中國大地之脊樑和天然屏障，海拔一般1500～2000m。北部以黃土高原為依託，地下能源資源得天獨厚。海拔800～1300m，面積9.26萬Km²。其北部為風沙區，南部是丘陵溝壑區。
兵馬俑是外地人給陝西最強烈的三大標籤之一。另外兩個佟湘玉式口音和肉夾饃。兵馬俑大家都很熟悉就不過多介紹。我們主要介紹下面其它幾件國寶。
鴛鴦蓮瓣紋金碗
唐
一件高5.5釐米，口徑13.7釐米，足徑6.8釐米，重392克
另一件高5.6釐米，口徑13.5釐米，足徑6.8釐米，重391克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兩碗造型、紋飾均相同。純金質，捶揲製作，造型飽滿莊重。侈口，弧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器壁捶作出上下兩層向外凸鼓的蓮花瓣紋，每層十片，上下輪廓相合。每一個蓮瓣單元裡都鏨刻有裝飾圖案，上層主題是動物紋，有鴛鴦、野鴨、鸚鵡、狐狸等。下層是單一的忍冬花裝飾圖案。蓮瓣上空白處裝飾飛禽和雲紋。魚子紋底。兩碗內壁分別墨書“九兩半”、“九兩三”，應是碗的重量。墨書標重顯示兩碗重量略有差異，但現今天平實測重量相同。
碗在唐代金銀器中的數量很大，形制變化也頗多。主要有折腹碗、弧腹碗、多曲碗、帶蓋碗。大多數為銀質，金碗很少，最有名的當數這兩件鴛鴦蓮瓣紋金碗。在唐代，金碗有時還被用作酒器，如與鴛鴦蓮瓣紋金碗同時出土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上，舞馬口銜之酒杯，就與金碗的形狀相同。文獻中也有唐代用金碗盛酒的記載，如《唐摭言》卷十五載：“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鞠於太平裡第，球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許，宣令並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鑑於此，有學者認為應把鴛鴦蓮瓣紋金碗看作飲酒之器。
金銀器皿壁面捶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裝飾，最早起源於公元前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希臘羅馬，後來的西亞和中亞的金銀器製作繼承了這一風格。公元五世紀至六世紀，捶揲技術非常成熟的粟特銀器中，就大量使用凸鼓的多瓣紋作為裝飾。初期是瓣數較多水滴形的分瓣，後來又演變出桃形的分瓣。唐代，隨著絲綢之路上東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工藝精良的西方金銀器的傳入，尤其是許多粟特金銀工匠進入內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金銀加工工藝的發展。中國金銀器皿上也接受了這種凸凹多瓣的作風。但是這種接受不是被動的、全盤的，而是在吸收過程中加入了符合中國傳統美學的一些元素，如改變了西方銀器中過於誇張的造型，使之線條儘量柔和流暢，在裝飾上也採取了西方銀器很少見到的外表通體裝飾的手法，使之更具有中國本土的特點。這兩件金碗流暢的蓮瓣、穩重的雙重結構和華麗的紋飾，是典型的唐代藝術風格。
三彩載樂駱駝俑
駱駝站在長方形底座上，引頸長嘶，駝背上的馱架為一平臺，鋪有色彩斑斕的毛毯，共有八名樂手。其中七名男樂手身著漢服，手持胡人不同樂器，面朝外盤腿坐著演奏，中間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顯然這是一個流動演出團。唐代藝術家用浪漫的手法將舞臺設定在駝背上，可謂匠心獨具。
唐代的開放，迎來了世界各地的人們，他們帶來的各種奇珍異寶，讓唐代人愛不釋手；帶來的異域音樂和舞蹈，使唐朝人喜不自禁。能歌善舞的各國藝人在唐代首都長安這個大舞臺上，盡情演繹著人們對太平盛世的讚美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這件載樂駱駝俑表現了一個以駝代步、歌唱而來的巡迴樂團，有主唱、有伴奏，駱駝背上放置一平臺。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駱駝背上都有點心驚肉跳，而這七個人卻圍著圈坐在平臺邊沿上演奏，個個神態坦然，全神貫注，沉浸在美妙的音樂中，達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你看她梳著唐朝婦女典型的髮型，身穿高束腰的長裙，線條流暢，頭向上揚，右臂動作優美，神態優雅、自信，駱駝在走，她卻站在樂隊中間婉轉歌唱，顯然已是唱到了動情之處。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個個生動鮮活，連駱駝也顯得沉穩有加，好似踏著樂步徐徐行進。
杜虎符
符”是中國古代常用的一種信物，一般分為兩半，兩半相合，就能作為辦理某類事務的定約和踐約的憑證。現代漢語中，“符合”一詞及來源於此。我國古代兵符多製成虎形。1973年，西安南郊杜城村附近一位農民犁地時發現了一枚形似虎的秦國兵符，即我們要認識的這件“杜虎符”。
杜虎符為左半符，虎作行走狀，昂首，尾巴蜷曲。背面有槽，頸上有一小孔。虎符上有錯金銘文9行共40字，字型為小篆，內容大意是：右半符掌握在國君手中，左半符在杜地軍事長官手中，凡要調動50人以上的帶甲兵士，杜地的左符就要與君王的右符相合，才能行動。但遇上烽火報警的緊急情況，不必會君王的右符。銘文反映出秦以“右”為尊，秦國的軍權高度集中，凡徵調50人以上的兵士必須經國君認可。
皇后之璽
國寶級文物。玉璽印面為正方形，上雕一隻螭（chī）虎形象做紐，四面刻有云紋，印面篆書“皇后之璽”四個字，書體流暢，刀法自然嫻熟，可見當時的篆刻藝術已達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璽質地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溫潤潔白、有著凝脂般的光澤，極具觀賞性。
我國最早的印章實物發現於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秦統一後，確立璽印製度，規定帝后印章稱“璽”，其餘均稱“印”。據《漢官舊儀》記載：“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還記載：“皇后之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鈕。”螭虎是一種神話動物，像龍有耳無角，用螭虎做鈕表示君臨天下，威服臣官的絕對權威。從這件“皇后之璽”的質地、鈕式和文字來看，應該是屬於西漢的物品。又因它的出土地點距漢高祖和皇后呂雉合葬墓東側有一千米，由此推測它很可能是呂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璽”是迄今發現唯一的漢代皇后玉璽，對研究秦漢帝后璽印製度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鑲金獸首瑪瑙杯
這件瑪瑙杯是用一塊罕見的五彩纏絲瑪瑙雕刻而成，造型寫實、生動，杯體是模仿獸角的形狀，杯子的前部雕刻為牛形獸首，雙眼圓睜，炯炯有神，刻畫的神形皆肖。獸嘴處鑲金，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其實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從這兒流出。頭上的一對羚羊角呈螺旋狀彎曲著與杯身連線，在杯口沿下又恰到好處地裝飾有兩條圓凸弦，線條流暢自然。這件酒杯材料罕見珍貴，是極其稀有的纏絲瑪瑙，材質紋理細膩，層次分明。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紋理與形狀進行雕刻，“依色取巧，隨形變化”。 細微處刻畫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見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其選材、設計和工藝都及其完美，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在我國是絕無僅有的。
這件瑪瑙杯的產地目前學術界仍有爭議，但其造型是西方一種叫“來通”的酒具卻成為專家學者的共識。“來通”是希臘語的譯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獸角形。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體可以從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來注神酒，當時人們相信用它來注酒可以防止中毒，舉起“來通”將酒一飲而盡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於禮儀和祭祀活動。
這種造型的酒具在中亞、西亞，特別是薩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見，在中亞等地的壁畫中也有出現。在我國，從唐代以前的影象資料來看，這種酒具常出現在胡人的宴飲場面中，唐朝貴族以追求新奇為時尚，而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貴族崇尚胡風，模仿新奇的宴飲方式的見證。
百戲俑（3人）
西漢
高19---20釐米
西安市西郊出土
此組陶俑為三個正在歌舞的百戲俑，中間的俑頭梳椎髻，張口吐舌，扮相滑稽，其上身裸露，兩臂前伸，下身著寬口長褲，身體略向右傾。左右兩邊的俑頭戴幘[ 音ze,包頭髮的巾]，穿寬袖長袍，居左者頭扭向左側，雙臂伸張，右腿前跨，左腿後伸，整個上身向後傾仰，作舞蹈狀。居右者俑頭左手叉腰，右手上舉，左腿直立，右腿抬起前邁，作舞蹈狀。陶俑塑造手法質樸生動，將手舞足蹈的“百戲”藝人表現得活靈活現。
漢代是我國樂舞、雜技等“百戲”藝術空前發展的時期，《樂府詩集》卷五十二雲“自漢以後，樂舞寖盛”。“百戲”樂舞的繁榮與上層統治者的喜好有關，《史記》記載高祖劉邦回家鄉與父老鄉親宴飲到酒酣耳熱時擊築[古代擊絃樂器。左手握一端，右手執竹尺擊弦發聲，有5、12、13弦之分。]起舞，一邊跳舞，一邊唱大風歌，並叫在場的兒童都跟他一起合唱。由於上層統治階級的大力推廣，樂舞表演藝術在前代基礎上有較大進步，並出現了專職的歌舞藝人。同時國家樂舞機構——樂府也十分重視民間採風活動，除了蒐集大量的“趙、越、秦、楚之歌”外，還蒐集黃河與長江流域各地的民歌一百三十八首，並進行加工提高和演出，這對促進“百戲”的繁榮和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
經過“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國勢空前強大，人民生活安定，這為廣泛開展“百戲”活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當時民間的歌舞活動已很普及，成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之一。在桓寬的《鹽鐵論》中提到當時在荊州南部，“雖然白屋草廬，歌謳鼓琴”；在趙國的中山地方，“田籌不修，男女矜飾，家無鬥屑，鳴琴在室。”有錢人家是“鐘鼓五樂，歌幾數曹，”中等人家是“鳴竽調瑟，鄭舞趙謳。”人們不但喜歡觀看“百戲”樂舞表演，而且在閒暇時也自娛自樂。司馬遷外孫楊惲在《報會宗書》中也談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烝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古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這種狀況在達官顯貴那裡更是有增無減，幾乎宴宴都有歌舞、雜技相伴，以助酒興，它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陶俑、壁畫、石刻、磚刻等文物中常可看到“百戲”表演形象。
由於社會上喜好百戲，不僅是送葬用品裡要安放樂舞、雜技俑，而且還有為活著的人玩耍而作的。王符《潛夫論•奢浮篇》 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優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可見當時就有專門製造和買賣玩具的作坊。
這組陶俑從五官、身體比例等各方面，都不如漢代早期陶俑那樣寫實，符合人身解剖結構，但其卻注意人物神情的把握與刻畫，追求神韻的塑造。以面部五官而言，已脫離漢初陶俑面部神情嚴肅之束縛，顯得生動活潑，或許是為了表現說唱、舞蹈的特點，俑的造型比較誇張，形態給人以強烈的動感。
最後配上我最愛吃的肉夾饃，大美陝西歡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