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瀛洲
“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義大利卡拉拉學院藏品精選”展覽正在滬展出。在文藝復興時期，當畫家們的專注點從人的宗教生活轉向人的現實生活與外部世界以後，他們往往會在靜物畫裡對花、對昆蟲、對各種動物作高度寫實的描繪。老勃魯蓋爾在《蛹蝶花瓶》裡不僅是對蠶作了細緻入微的描繪，還對它的生活史，包括它食用的植物，作了深入的研究。在熱愛蒔花種草的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談瀛洲眼中，這一名作展的關注點當然也在於細節與花草昆蟲。
這次在上海外灘東一美術館舉辦的“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義大利卡拉拉學院藏品精選”展，共展出創作於約1441-1898年間的畫作54幅。在這篇短文裡，我想就寫寫我在觀展時注意到的幾幅畫上的一些細節，以及它們又是怎樣凸顯了它們各自時代的特色吧。
一、
我想提及的第一幅畫是安德烈亞·曼特尼亞約作於1450年的《錫耶納的聖伯爾納定》。這時的義大利雖已進入文藝復興時期，但在這幅畫上還是能看到中世紀宗教畫風的餘韻。中世紀宗教畫的特點，就是高度程式化，人物枯瘦、古板、僵硬。聖伯爾納定是一位宣揚並且實踐禁慾和苦行的方濟各會修士。畫中的他套著一襲僧袍，把身體從頭到腳給遮住了，只露出一張枯黃乾癟的臉，雙眼謙遜地低垂著。他抄攏的雙手，抱著一本他顯然經常翻閱，封面已經破舊的書。雖然上面沒有書名，但我們可以猜到那是一本《聖經》。
《錫耶納的聖伯爾納定》安德烈亞·曼特尼亞 1450
29.6 x 21.3cm 木板蛋彩畫
Fondazione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儘管看不到他的身體的任何細節，但透過他的僧袍，我們可以感受到他肉體的枯槁。這是一位注重精神生活，忽視乃至壓抑肉體慾望的狂熱宗教徒的畫像。這幅畫的畫中人物和繪畫風格，仍大部分屬於虔信宗教的中世紀。
二、
第二幅我想提到的畫，則是吉羅拉莫·真加在1516-1518年間所作的《聖奧古斯丁為新教徒洗禮》。
《聖奧古斯丁為新教徒洗禮》 吉羅拉莫·真加 1516-1518
49x91cm 木板油畫
Fondazione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畫面中央披著一件紅斗篷的聖奧古斯丁身形瘦小，一點也不引人注目。最吸引觀者目光的，反而是已經進入或將要進入洗禮盆的四個男子：和前面提到的那幅畫中的全身被袍子罩住、形容枯槁的聖伯爾納定相反，他們身材魁梧，肌肉發達，正在或已經脫去袍子，裸露出身體。尤其是畫家對最右邊的一位正在脫去袍子的男子的背部、臀部和腿部的發達肌肉的精確描繪，不由得讓我想起那年去義大利佛羅倫薩的烏菲齊美術館時，在那裡看到的對男子肌肉和骨骼有精確與生動表現的古希臘雕塑。由此可以看到，當時的義大利藝術家們已完全復活和掌握了古希臘和羅馬人關於人體肌肉和骨骼的知識。
《聖奧古斯丁為新教徒洗禮》（區域性）
這雖然和《錫耶納的聖伯爾納定》一樣，仍然是一幅宗教題材的畫，但人物的風貌卻已全然不同。這裡面的人，已不再是專注於精神、內心與來世生活的人，而是已將注意轉移到肉體、現世和外部生活的人，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
三、
第三幅我想提到的畫，則是老揚·勃魯蓋爾作於1612年的《蛹蝶花瓶》。這是幅當時的佛蘭德斯畫家所擅長的花卉靜物畫。畫家以令人驚歎的極為精細的筆觸，描繪了插在瓷瓶中的一束鮮花，其中有當時的佛蘭德斯人狂熱愛好的幾個不同品種的貴重鬱金香，有歐洲月季、水仙花、黑種草和紫草花，還有蝴蝶、毛蟲、瓢蟲和蝗蟲。這些在典型的佛蘭德斯花卉畫中都有描繪，有時還會有蜥蜴、蝸牛等小動物。這些生命短促的活物，又常常和珠寶、貝殼等美麗而持久的無生命物件並列。
《蛹蝶花瓶》 老揚·勃魯蓋爾（又名“絲絨”勃魯蓋爾） 1612
43x31cm 銅板油畫
Fondazione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但引起我特別注意的並不是這些，而是在畫面左下角，停留在放置花瓶的桌面上的兩隻並不漂亮的身材粗短的蛾子：這不是蠶蛾麼？
《蛹蝶花瓶》（區域性）
許多人小時候養過蠶寶寶，我在我童年期的1970年代也養過。當時在上海市區裡養蠶寶寶還比較麻煩，因為還沒有現在這麼好的小區綠化，要找到野桑不容易。記得我們幾個養蠶的小朋友，都依賴其中一個的家長，每天下班時從郊區帶回一些桑葉。她鄭重其事地在一個塑膠盒子裡鋪上一層溼毛巾，放上幾片桑葉；再蓋一層溼毛巾，又放上幾片桑葉，就這樣一盒子放上好幾層。這樣桑葉帶回來時就很新鮮，一點沒有損失水分。蠶寶寶長大後桑葉吃得很快，我們每天都眼巴巴地等著她帶桑葉回來。
還記得我在蠶寶寶最終吐絲結繭時的那種雀躍。它在繭內化蛹最終成熟變為蠶蛾鑽出繭殼，這時我看到幾隻身材粗胖的不起眼的蛾子。它並不美麗，這讓我有點失望，但想到人們養蠶並不是為了它的外觀，我也就釋然了。
經過了人類數千年的室內馴化，蠶蛾已不會飛，只是待在我給它們準備的敞開的紙盒子裡，也不吃東西。交配後不久就產下卵來，一粒粒的像淺黃色的小芝麻，隨著時間的推移顏色會慢慢變為深紫色。
儘管我童年時就養過一次蠶，但就那一次蠶和蠶蛾的外觀，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成年後有了女兒，在她五六歲的時候也有朋友贈送蠶卵，給她養過一次蠶寶寶（順便說一句，讓孩子養蠶，可以讓他們看到鱗翅目昆蟲從卵-幼蟲-蛹-成蟲的全過程，是一種最好的直觀生物學教育，比上一個學期的生物學課效果好得多），又加深了一次我對蠶蛾的印象。所以，這一次在老勃魯蓋爾的畫上看到這種蛾子，我一眼就把它認了出來。
認出畫中桌面上那兩隻蠶蛾後，其他幾樣東西也被我認了出來：畫面左下角那四條大小不一的白色蟲子，不就是蠶嗎？它們正在啃食的兩片卵圓形的樹葉，不正是桑葉嗎？其中一片桑葉還帶著一小段枝幹，上面還長著兩枚聚花果，這不正是桑樹結的味道甜美可食的桑葚嗎？
在這幾條蠶後方有兩個白色長圓形的東西，這不是蠶吐絲結的繭嗎？而在畫面右下角的兩個蛾子中間，有一個紡錘形的東西，依稀可以看出有頭、胸、腹三個體段，這不是蠶蛹嗎？蠶蛹平時在蠶繭裡，不把蠶繭剪開是看不到的。看來老勃魯蓋爾為了畫這幅畫，還做了點研究。
《蛹蝶花瓶》（區域性）
那麼畫面上在蠶蛾身體底下一粒一粒白色的東西是啥也就迎刃而解了：是蠶卵啊！原來在這幅畫裡，老勃魯蓋爾畫了蠶的整個生活史！
蠶是中國透過中亞，經過幾個世紀才傳到歐洲的東西。儘管在老勃魯蓋爾的時代，義大利和佛蘭德斯都已有相當發達的養蠶業和絲織業，但我想人們對這種外來的、和巨大經濟利益相聯絡的昆蟲還是抱有一定的好奇吧，所以老勃魯蓋爾會把並不算美的蠶蛾和蠶的整個生活史畫到他的畫裡。
在文藝復興時期，當畫家們的專注點從人的宗教生活轉向人的現實生活與外部世界以後，他們往往會在靜物畫裡對花、對昆蟲、對各種動物作高度寫實的描繪（而不是出於杜撰或想象），寫實到今天的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還能考證出他們畫的是哪種植物或哪種動物。老勃魯蓋爾的這幅畫就是一個例子。他在這幅畫裡不僅是對蠶作了細緻入微的描繪，還對它的生活史，包括它食用的植物，作了深入的研究。
不禁想到今年夏天我去浙江紹興看的徐渭展。有趣的是，在宋代發展出強調“格物致知”的理學，經歷了高度寫實的宋畫以後，在中國的明朝，與西方的文藝復興同時，徐渭（1521-1593）卻創造出了“大寫意”的畫法。他筆下的牡丹等各種花卉只有一個大致的、模糊的輪廓，在他的畫上，牡丹的葉子是怎麼長的花又是怎麼長的，是根本看不清的。他追求的是別的東西。
徐渭 《墨葡萄圖軸》 紙本 故宮博物院 藏
我在這裡並不是要比較老勃魯蓋爾和徐渭的優劣，徐渭也自有他的不可及之處，我只是想指出中西藝術所走的不同發展路徑，和在某一時期在精神上的重大差異而已。
四、
最後一幅我想提到的畫，是朱塞佩·佩利扎·達沃爾佩多在1889年所作的《悲傷的記憶》（又稱《聖蒂娜·內格里肖像》）。
《悲傷的記憶》（又稱《聖蒂娜·內格里肖像》） 朱塞佩·佩利扎·達沃爾佩多 1889
106 x 79 cm 布面油畫
Fondazione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這時我們已不再身處文藝復興時期。佩利紮在藝術史上一般被稱為一位分光法（divisionist）或新印象派畫家。之所以我想寫他的這幅畫，是因為它和我前面寫到的《蛹蝶花瓶》那幅畫一樣，裡面也有花。但這幅畫裡面花的被描繪方式，和它在畫中所起的作用，和在《蛹蝶花瓶》裡已經大不相同了。
在畫裡，一位青年女子靠在一張椅子上，兩眼直瞪瞪地，惘然若失。她的右手中拿著一本攤開的書，裡面是一朵夾著的已經變成乾花的三色堇。
《悲傷的記憶》（區域性）
乾花，本身已不是鮮活的花，但它又確實是那曾經鮮活的花的一部分，就像是花的記憶。而三色堇，在西方一度非常流行的花語中，又是“回憶、思念”的意思。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菲利亞就曾說，“這些是三色堇，它代表著思念。”（“And there is pansies; that’s for thoughts.”《哈姆雷特》第四幕第五場。）這朵花以及它的花語，正好和這幅畫的主題，也就是“悲傷的記憶”相契合。
我們看到，在文藝復興之後已三百多年的十九世紀末，佩利扎這位義大利畫家已不再花很大力氣去對三色堇進行細緻的寫實描繪，而是把重點放在了它的象徵意義上面。
這次在外灘東一美術館展出的是卡拉拉學院藏品的精選，時間跨度大，涉及的藝術史上的流派和階段多。我的這篇短文，難免掛一漏萬。讀者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觀展，相信會發現更多有意思的畫和細節。
展期：2021年8月12日至2022年1月3日
地點：東一美術館（上海市黃浦區中山東一路1號3樓）
（本文原題為《卡拉拉學院藏品展：一些細節》。）
責任編輯：陸斯嘉
校對：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