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錚強
一
學界對於杭州三茅寧壽觀與通玄觀也有不少專題討論。兩觀都在吳山的七寶山上,都與內侍劉敖有密切關係,汪聖鐸先生猜測“或是將寧壽觀擴建為通玄觀”(《宋代政教關係》224頁)。其實三茅寧壽觀在七寶山之巔,通玄觀在七寶山東麓,今天杭州仍有兩觀的重要遺蹟。為配合吳山景區三期整治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於2008年對三茅寧壽觀遺址進行考古清理,現今有一院子作為三茅觀遺址景點向遊客開放,真正的宋代文物“宋三茅寧壽觀尚書省牒碑”摩崖就在不遠處。通玄觀遺址則在太廟巷7號紫陽小學內,著名的通玄觀道教造像是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關於這兩座道觀的來歷,相關的文獻記載並不算少,但有些重要問題並沒有討論清楚。現在有關高宗敕建寧壽觀的最重要記載是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這篇文獻透露的資訊十分豐富。陸游稱,因為杭州原來有一個三茅堂,高宗為傳承北宋真宗以來的道教傳統,所以“賜寧壽觀為額”,還任命道士蔡大象、蒙守亮與劉敖來管理該道觀——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據劉敖的《建立通玄觀碑》,通玄觀是因劉敖修道志誠,向宋高宗請求棄官出家而修建的——這恐怕也是掩飾之辭。
二
研究者注意到,寧壽觀、通玄觀的規格與劉敖的地位都極高。寧壽觀收藏七寶即“鴻鍾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蹟,卓乎秘府之怪珍也”,所在小山因此稱七寶山。劉敖的署銜是“左右街大都道錄、少師、賜紫衣真人”,汪聖鐸認為劉敖封官少師“是令人懷疑的,因為給道士加授少師這樣的世俗高官宋代從未見到”。汪聖鐸還注意到通玄觀題刻中還有宋高宗賜給劉敖的御製詩,但又說“詩中除讚揚劉敖一心向道外,也順帶讚揚了茅君。但卻沒有更多地涉及道教。所以,宋高宗與劉敖的交往,對政教關係的影響很是有限”。
其實劉敖的“少師”官銜及御製詩足以說明通玄觀對於宋高宗意義重大,不應輕易放過。謝一峰的博士論文注意到通玄觀與御製詩出現於紹興三十年前後,時值完顏亮侵宋,因此認為“憶昔長江阻颶風,於今神馬又成龍。炎興指日中原復,剩是茅君翊翼功”的詩句顯示出這時宋高宗非同尋常的政治立場:
在高宗賜予劉能真的這首七言絕句中,我們看到的卻並非屈己求和之聲,而是一種堅定的“戰意”。又將此詩與前述之通元觀的建成時間相系,則已非常明顯地指向高宗末年宋金和戰程序中的一次重大轉折——即是金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海陵王完顏亮的南侵。
謝一峰注意到完顏亮侵宋的歷史背景其實非常重要,但以此解釋御製詩未必準確,至少沒有關照到詩中“憶昔”及“茅君翊翼功”的說法。事實上紹興三十年前後的宋高宗早已喪失了收復中原的雄心,但將宋高宗的三茅真君崇拜與金軍南侵聯絡起來應該是有道理的,因為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中也有“扶衛社稷,安鎮夷夏”的說法。而高宗賜封寧壽觀是在紹興二十年,此前一年完顏亮金主亶自立,紹興二十年有施全刺秦檜未成及完顏亮大殺宗室的事件。聯絡到寧壽、通玄兩觀都是完顏亮妄言的“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上,就更有理由把完顏亮南侵與吳山上的奉祀三茅真君的道觀聯絡起來。
但三茅真君與金軍南侵如何聯絡起來呢,這就需要從御製詩提及的時間點去理解了。“憶昔長江阻颶風,於今神馬又成龍”,“長江阻颶風”是高宗“憶昔”的情景,應該是年代久遠而且高宗親歷的事件,而不是指通玄觀興建時的完顏亮南侵及敗亡事件。那麼高宗在追憶什麼呢?御製詩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似乎是在稱讚劉敖誠心修道,但最後一句指出了一個更加具體的時間點——“辛勤三十載,羨爾道心淳”。此語應該是高宗向劉敖感嘆自己辛勤三十載所得成就,還不如劉敖棄家修道令人羨慕,這一方面可能聯想到高宗在完顏亮侵宋失敗後開始考慮退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他與劉敖可能已經相識、交往三十年之久。
那麼三十年前究竟發生了什麼呢?三十年前其實是建炎三年高宗從揚州倉皇渡江逃往鎮江的時候。從這個時間點來理解“憶昔長江阻颶風,於今神馬又成龍”,就是指當年金人抵達揚州後無以渡江,“炎興指日中原復,剩是茅君翊翼功”當指這一年高宗還曾駐蹕江寧做出北伐的姿態。
三
問題“憶昔長江阻颶風”能與劉敖、通玄觀、三茅真君發生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答案其實就寫在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中:
鴻鍾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蹟,卓乎秘府之怪珍也。榮光異氣,夜燭天半,所以扶衛社稷,安鎮夷夏者,於是乎在,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永惟我高宗皇帝,實與三茅君,自渾沌溟涬開闢之初,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應世濟民。雖時有古今,跡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合若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六帝翱翔太虛,三茅君亦與焉。時臨熙壇,顧享明薦,用敷佑於我聖子神孫,降福發祥,時萬時億,嗚呼休哉!某既述觀之所由興,且系之以銘,曰:
炎祚中否開真人,以大誓願濟下民,左右虛皇友三真,坐令化國風俗淳。乃營斯宮示宿因,丹碧岌嶪天與鄰,神君龍虎呵重闉,鯨鍾橫撞震無垠,錦旛寶蓋高嶙峋,天華龍燭晝夜陳。歷載九九符堯仁,超然脫屣侍帝晨,遺澤滲漉萬宇均,歲豐兵偃無吟呻。諮爾眾士嚴冠巾,以道之真治子身,服膺聖訓常如新,沖霄往從龍車塵。
陸游說寧壽觀中藏有“鴻鍾大鼎,華蓋寶劍,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蹟,卓乎秘府之怪珍也”,是因為這座宮觀可以“扶衛社稷,安鎮夷夏”,“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但為什麼寧壽觀會有此奇功呢?陸游下一句就給出了非常驚人的解釋,他說宋高宗“左右虛皇友三真”,與三茅真君其實是仙侶道友的關係,他們在宇宙初開時就已經立下了“應世濟民”的宏願,宋高宗未下凡時在天界一同“翱翔太虛”的“三十六帝”中就有三茅真君。銘文中還有“乃營斯宮示宿因”一句,意思是寧壽觀或通玄觀的主要功能就是為了宣示高宗與三茅真君作為仙侶道友的前世因緣。
如果高宗的三茅真君崇拜與建炎三年的揚州渡江有關,那麼合理的解釋就是他渡江後又從鎮江行至常州,途中理應經過茅山並向三茅真君祈禱。聯想到杭州的半山娘娘廟、崔府君廟都與高宗逃亡有關,可以想象高宗曾在杭州為佑護他逃亡的神明與凡人系統建廟以感恩祈禱,這就為寧壽觀與通玄觀的來歷提供了合理的解釋。至於內侍劉敖,很可能是建炎三年在茅山附近遇見從鎮江逃亡常州的高宗,因在戰亂中走投無路而選擇淨身入宮。
四
以上的一系列猜想,似乎可以解釋杭州三茅寧壽觀與通玄觀的來歷以及高宗的御製詩、劉敖的飛黃騰達、陸游的碑記。同樣重要的是,雖然經過了靖康之難,在複雜的政局演變中高宗也已宣稱“最愛元祐”而徹底否定了徽宗朝的政治路線,但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顯示高宗並沒有放棄其父徽宗的神仙皇帝的思想。只是由於政治文化的變遷,高宗不敢將這種思想大肆宣揚,只能透過一位內侍來構建自己的神仙身份。
另一個應該引起特別注意的是,陸游的《行在寧壽觀碑》並非一篇遊記,而是受“知觀事衝素大師邵君道俊始礱石來請某為文”。陸游當時並不在杭州,他與寧壽觀、通玄觀似乎沒有特別的關係。只是因為陸游是高宗朝的進士,有責任為高宗撰寫這篇觀碑,“某實紹興朝士,屢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某適後死,獲以草野之文,登載盛事,顧不幸歟”。問題是衝素大師紹道俊請陸游撰寫碑文的時間點非常特殊,那是紹熙五年六月——這時孝宗剛剛去世,朝中正在經歷光宗拒絕為孝宗主喪的重大政治危機,同時也是宗室大臣趙汝愚策劃紹熙政變的前夕。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