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明星
新中國成立之前，人民軍隊長期處於戰爭環境，殘酷的鬥爭使各部隊必須獨立自主，各自為戰。在統一的戰略思想指導下，指揮、制度、編制、紀律都是根據當時當地戰爭環境需要制定的。當時，各大戰略區都有自己的條令，這在戰爭年代是十分必要的。
隨著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橫空出世，中國人民解放軍結束遊擊狀態，轉入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新徵程。而在新徵程中，是完全自己摸索還是積極學習外軍，這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早在1949年6月，毛澤東在著名政論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代表中國共產黨鄭重宣佈：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將奉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並擲地有聲地說：“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實現正規化、現代化，必須向蘇聯軍隊學習。
在此過程中，毛澤東非常重視蘇聯建軍經驗，積極爭取蘇聯軍事顧問（亦稱專家）援華，同時又積極強調保持我軍的光榮傳統。
一、毛澤東延請蘇聯軍事顧問援華
早在1949年8月1日，根據毛澤東指示，四野名將劉亞樓（擬任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遠赴蘇聯，商談購買飛機、聘請蘇軍顧問幫助人民解放軍開辦航校等問題。在毛澤東全程關注下，中蘇兩軍透過協商達成協議，蘇聯幫助人民解放軍創辦6所航空學校，出售各型飛機434架，相繼派出空軍顧問878名來華工作。誠如《彭德懷傳》所言：“新中國建立後，軍隊從蘇聯購買飛機組建航空學校，聘請一些蘇聯顧問幫助訓練。從那時起，便有了軍隊幹部同蘇聯顧問的關係問題。”
1949年8月14日，劉少奇圓滿結束訪蘇之行，踏上歸國旅途。根據毛澤東要求，蘇聯派出各部門顧問220人（包括軍事顧問）及總負責人柯瓦略夫（一譯柯瓦廖夫）同行，於25日到達瀋陽。他們是最早奔赴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蘇聯軍事顧問（又稱軍事專家）。柯瓦略夫前往北京，受到毛澤東熱情接待，兩人相談甚歡，毛澤東一度呼之為“柯兄”。
◆1949年，劉少奇訪問蘇聯期間留影。
根據《徐向前傳》記載，“自1949年11月起，人民解放軍就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開始組建空軍、海軍。”也可以說，蘇聯軍事顧問正式開展援華工作，大約就是自1949年11月起。當時的基本情況是，“軍委聘請了幾批蘇聯專家到各軍兵種擔任顧問。”（見《陳錫聯回憶錄》）
另外，中央軍委各總部也聘請了一批蘇聯軍事顧問，比如：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為加強總參謀部建設，聘請了顧問尼哥爾斯基等；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幹部部部長羅榮桓，“為了學習蘇軍經驗，從1950年開始，總政和總幹都聘請了蘇聯顧問。”（見《羅榮桓傳》）
建國之初，蘇聯軍事顧問能活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態度積極自是首要原因。
1950年5月6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致電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事涉軍事訂貨與聘請空軍顧問，就提及毛澤東兩次致電斯大林，要求派軍事顧問援華：
◆1949年8月，劉亞樓（右二）赴蘇聯商談期間在莫斯科留影。
空軍新訂貨單內（4月13日）所謂顧問43名，是與柯托夫中將顧問商量好，為5月間畢業的一批飛行員所能編成的3個空軍團、1個師指揮機構、3個技術服務隊所需要的。估計到我軍幹部完全沒有指揮空軍的經驗，因此，這批顧問實為需要。另外，2月11日毛主席致斯大林信中所請顧問12名，其中5名是空軍司令部所需的，另7名是為組織全國氣象勤務所需的。另外，2月15日毛主席致斯大林的訂貨單中所請顧問205名，其中164名是用來擴大航空學校使用的，41名是用來組織空軍陸戰師使用的，這205名顧問2月間曾經蘇聯軍事部審查過，並認為是需要的。現在擴大學校的學生已經集中，組織空軍陸戰師的部隊正在集中，因此這205名顧問需要催他迅速派來。
1950年7月20日，事涉中國空軍混成旅改裝（噴氣式飛機）訓練問題，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又一次請求蘇聯派出軍事顧問：
為了及時實現擬定的改換飛機訓練計劃，需要建立一個能容納60個人學習的訓練機構，並供給這個機構以教練用的飛機、器材、模型、掛圖和最低限度必需數量的訓練指導員及教員。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提議派遣我國空軍司令部的代表1人和空軍顧問長空軍少將普魯特可夫同到莫斯科一趟。
聘請蘇聯軍事顧問，開始並沒有計劃，而是根據需要隨時同蘇聯方面商定。蘇軍在華的顧問，每年保持在1000人左右，個別年份略高一些，他們主要分佈在機關院校。蘇軍顧問的任期一般為1年至2年，個別短則幾個月，長則四五年。他們集中在空軍、海軍，總部及陸軍部隊相對少一些。當時，中蘇兩黨兩軍經過協商，決定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設總軍事顧問，在各軍種、兵種、大軍區分別設首席軍事顧問。
二、毛澤東重視蘇聯軍事顧問意見
對於蘇聯軍事顧問的專業素養，毛澤東是充分認可的，故能從諫如流。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轉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副司令員常乾坤、副政治委員王弼、參謀長王秉璋報告：根據蘇聯航空專家在國內偵察太原、石家莊、保定、濟南等各機場的所獲情況及專家的意見，認為太原、石家莊辦航空學校不適宜，北京、濟南、保定三個地點辦航空學校各有各的好處，各有各的缺點。濟南的缺點是安全性沒有十分把握。保定機場條件不錯，缺點是房屋條件較差。北京南苑辦一個學校目前很好，但在將來軍航、民航進一步發展時，也可能感覺有點擁擠。聶榮臻的轉呈報告說：航校還有兩校地址未確定，現蘇聯專家意見擬在濟南和北京南苑各設一校，請速確定以便籌劃一切。當日，毛澤東作出批覆：“同意蘇聯專家的意見，在北京、濟南兩處辦兩個空軍學校。”
1949年11月12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告之“感謝你歡迎我到莫斯科去。我準備於12月初旬動身。”“同時請你允許柯瓦略夫同志與我一道同去。他已對蘇聯專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會影響工作。”毛澤東希望柯瓦略夫陪同赴蘇，目的是提供專業意見以爭取蘇聯援助，這自是對蘇聯顧問專業素養的充分認可。
1952年8月27日，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顧問柯托夫呈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列舉了當年1月1日至8月1日中國空軍所發生的飛行事故的嚴重情況，分析了造成這些事故的基本原因，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消除中國空軍飛行事故的具體措施建議。這些建議包括：統一各級領導幹部對飛行事故的認識、加強軍隊和飛行紀律、擬定對事故責任者給予應得的處分等12條。9月2日，毛澤東欣然批示：
完全同意這個建議，由聶總參謀長（筆者注：聶榮臻，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組織實施。
1952年12月26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武裝部部長傅秋濤給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呈上關於檢查同蘇聯顧問關係問題的報告。報告中談到，蘇聯顧問建議，迅速建立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兵役機構，不建立就不能實行兵役法，兵役機構應在兵役法頒佈的前一年建立。聶榮臻將這份報告呈送毛澤東，毛澤東深以蘇聯顧問意見為然。於12月28日指示——
彭（筆者注：彭德懷，時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請在軍委例會上討論一下此件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機構問題，如果後年實行徵兵制，則明年應建立兵役機構。
三、毛澤東關注蘇聯軍事顧問地位
20世紀50年代，中國軍隊在學習蘇聯經驗問題上，存在著一個爭端，就是“學不學”和“怎樣學”的問題。關於“學不學”，毛澤東的態度一以貫之：學！1953年8月26日，毛澤東給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訓詞，集中體現了他的態度：
軍事工程學院陳（賡）院長和全體教授、助教、學員、工作人員同志們：
當你們開學的時候，我向你們致以熱烈的祝賀。
在此時機，我並向熱誠幫助我們計劃和創辦這個學院的蘇聯政府、蘇聯顧問表示衷心的感謝！
向蘇聯學習，這是我們建軍史上的優良傳統，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工作部門，都應當如此。這點，對於你們這個學院，有更加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知識，學習蘇聯軍事工程建設的豐富經驗，學習蘇聯顧問同志的學習態度和工作態度，學習蘇聯顧問同志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在學習上應該是虛心誠懇，不要學到一點就自滿和驕傲。
正是因為強調向蘇聯學習，毛澤東非常關注蘇聯軍事顧問地位。
◆上世紀50年代，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蘇聯顧問團全體成員合影。
1952年11月4日，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副司令員楊成武上呈毛澤東並軍委總參謀部關於同華北軍區蘇聯顧問團進行交談的情況報告。11月7日，毛澤東批給周恩來：
此件可轉各處參考，並要各處均照此作出檢查報告。
同年11月11日，在中央軍委關於蘇聯顧問參加部隊各該級黨委會議給楊成武並告各大軍區等的電報稿中，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
凡有蘇聯顧問之單位，務必徹底解決幹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蘇聯專家學習的問題，凡不虛心學習者應受到批評。
12月9日，根據毛澤東上述“要各處均照此作出檢查報告”的指示，時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軍訓部部長蕭克率先上呈關於軍訓部兩年來與蘇聯顧問合作問題的總結報告，總結了軍訓部團結蘇聯顧問的成功做法：加強對幹部的思想領導，“使其深刻認識蘇聯軍事科學的優越性”；關於帶方針性的問題和組織問題，蘇聯顧問提出後，領導上必須結合著實際情況多加考慮；經常注意有系統地向顧問介紹部隊訓練情況與我們的工作情況；與顧問合作應誠懇、坦白、熱情。
12月14日，毛澤東閱悉，認可軍訓部做法，鄭重批示軍隊各單位“參考”軍訓部做法，“改善我們和顧問的關係”：
請將此件發軍委各部門及各大軍區、志願軍、各軍事學校、各兵團參考，凡有顧問者一律作出和顧問關係的檢討，改善我們和顧問的關係，認真地學習蘇聯的軍事科學。
◆1951年，劉伯承（前排右二）等南京軍事學院領導與蘇聯顧問合影。
1952年12月27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幹部部副部長賴傳珠、徐立清上呈關於檢查和蘇聯顧問關係問題給彭德懷並報毛澤東的報告。報告說：總幹部部遵照毛主席今年10月20日指示，於12月8日召開了本部各部長及有關處長座談會，徵求蘇聯顧問對我們工作的意見。我們在會上檢討了工作中的缺點，顧問表示很滿意，並對我們幹部工作的成績、缺點和今後工作談了不少意見。我們認為這些意見很好，可以作為我們今後改進工作的方向。報告還說：一年多來，我們同顧問的關係是比較好的，重要工作都是主動找顧問商量，重視學習蘇聯的經驗。在工作態度上相互之間都是誠懇的，如有不同的意見，都是提出商量或予以解釋。“我們認為，我軍幹部機關是新建的組織，缺乏整個經驗，向顧問學習蘇軍幹部工作經驗是基本的，否則不能前進。”
12月28日，毛澤東閱悉這個報告，非常欣賞總幹部部的做法，批示：
這個報告可發軍委各部門、各大軍區和軍事學校（有顧問的）首長們參考。
希望各部門都照這樣正確地對待自己的顧問同志。
四、毛澤東始終強調保持光榮傳統
人民解放軍從小到大，以弱勝強，在艱難締造過程中誕生了許多光榮傳統，如“黨支部建在連上”，各級軍政主官均為同級首長。蘇聯軍事顧問不以為然，主張解放軍應該學習蘇軍的“一長制”。所謂“一長制”，就是“按蘇軍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員，實行單一首長制。”1953年上半年，由於蘇聯顧問的反覆提議，軍委副主席彭德懷“曾一度設想和準備在軍隊中實行‘一長制’。在一次軍委例會上，他提出軍隊團以上的政治部（處）可以不設政治部（處）主任一職，其職務由該級政治委員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培養為軍事指揮員。並且將這個建議作為軍委決定通知全軍實施。”同年4月中旬，軍委審查《內務條令》修改稿時，彭德懷把有關營教導員和連指導員的職責全部刪去，也表現出他準備首先在營、連兩級試行“一長制”的想法。5月，正式頒發的以蘇軍條令為藍本的《內務條令》中規定，“只有營長、連長是營、連的首長，不承認政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是首長。在坦克連隊中，坦克裡沒有連指導員的位置。還有人主張把政治委員改為副職，或各級政治委員都兼任政治部（處）主任，只管具體業務工作。”（見《羅榮桓傳》）這時，毛澤東、羅榮桓表示不同意見，羅向彭當面陳詞。“1953年夏季，羅榮桓在北戴河療養。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來看望他，他向彭德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說：‘現在有些同志認為政治工作制度過時了，政治委員作用不大了，要學習蘇聯，搞一長制。如果那樣做，從井岡山時期就搞起來的政治工作傳統不就丟掉了嗎？’”（見《羅榮桓傳》）
“彭德懷認真傾聽了羅榮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羅榮桓講得很有道理，從而更增強了在實行三大制度時，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持黨委制、堅持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和發揚我軍光榮傳統的決心。”（見《彭德懷傳》）在這件事上，出面的是羅榮桓，把關定調的是毛澤東。
◆1958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同蕭勁光大將(前排左一)、許光達大將（左二）和劉亞樓上將(左三)在一起交談。
1958年6月29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主題“反對教條主義”）小組長座談會，在講話中委婉批評蘇聯顧問，強調學習蘇聯要堅持“以我為主”，保持光榮傳統：
有些人提出，蘇聯顧問看我們不抄他們的就提意見或者不高興。那麼我們可以問這些同志，你們抄不抄中國的？他們說不抄。我們就可以說，你們不抄，我們也不抄。
……要以我為主，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同時要研究敵情、友情，過去我們就是研究敵友我情況的。……目前，蘇聯顧問搞的作戰計劃、想定等，都是進攻的，都是勝仗，沒有防禦，沒有打敗仗的，這是不合乎實際情況的。有些人說，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經驗是經驗主義。要知道朝鮮戰爭是個大戰，我們打敗了美帝國主義，獲得了寶貴經驗，一定要總結。
關於學習蘇聯，對內講批判地學習，為了不引起誤會，對外還是講有分析地有選擇地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不能吃現成飯，吃現成飯是要打敗仗的。這一點要同蘇聯同志講清楚。學習蘇聯，過去學，今天學，將來也學習，但學習要和我們具體情況相結合。要同他們講，我們學你們的，你們又是學哪裡的呢？為什麼我們不能獨創？
◆1958年7月，赫魯曉夫訪問中國，訪問期間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討論了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等問題。
同年7月22日，毛澤東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公開地集中地談了蘇聯顧問的不足，認為他們有損解放軍光榮傳統：
軍事學院有個顧問，在講戰例的時候，只准講蘇聯的，不準講中國的，不準講朝鮮戰爭的，只准講蘇軍的十大打擊。讓我們自己講講嘛!他連我們自己講都不讓。我們打了22年仗嘛!在朝鮮還打了3年嘛!請軍委把這個材料蒐集一下，交給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話。
我們要學習蘇聯，但首先要考慮到我們自己的經驗，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為主。
尾聲：歷史的遺憾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顧問（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覆，在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
“當時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共有1300多名，分佈在經濟、國防、文教和科研等200多個企業和部門。他們全部撤走，使中國一些重大的設計專案和科研專案中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專案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產。這對正處在困境中的中國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蘇共這一舉動，把兩黨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與國的關係上，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對中國施壓。”“7月3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答覆蘇聯撤回專家照會的復照稿。第二天，將復照交給蘇聯駐華大使館，同時印發會議。復照指出，蘇聯撤回專家的行動，違反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違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準則，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且改變召回蘇聯專家的決定。但是，蘇方以毫無商量餘地的態度，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撤走全部蘇聯專家，撕毀了兩國間簽訂的所有有關協定與合同。”（見《毛澤東傳》）蘇聯政府撤走專家（顧問）、不“顧”不“問”的舉動，重挫了中蘇兩黨、兩國關係！
1963年9月3日，毛澤東同由中央委員會主席迪·努·艾地率領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時，擲地有聲地說：“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隻手。後來蘇聯又後悔了，想再派專家來，要同我們做生意，我們不幹。他們再派專家來，有朝一日他們又要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他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信任。”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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