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一一五師挺進山東
1937年7月7日，日軍蓄意製造盧溝橋事變，悍然發動志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中共中央於事變的第二天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然而國民黨政府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不但不積極抵抗，還指使國民黨華北當局與日秘密談判，希望把盧溝橋事變限制在“地方事件”的範圍內，壓制愛國軍隊和人民抗日的積極性，對日軍是他們一退再退，致使日軍鐵蹄迅速踏進北平和天津。不久，日軍又分兵向南，進犯山東。
47歲被蔣介石槍斃的韓復榘
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兼三路集團軍指揮韓復榘面對日軍進犯，不積極組織反擊，為儲存個人實力，以“蔣介石在緊要關頭將原屬他的重炮團從山東前線調給其嫡系部隊湯恩伯兵團使用致使自己裝備不足”為由，率10萬大軍晝夜潰逃。韓復榘“聞風四十里，槍響一百八”的醜行將他深深地釘在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恥辱架上！
韓復榘潰逃後，國民黨山東地方政權紛紛垮臺，各級政府官員、警備部隊、地方武裝，無心戀戰，晝夜潰逃，致使山東門戶洞開。10月，僅一個半師團的日軍就輕易地佔領了山東。3800萬山東父老鄉親，慘遭日本侵略者屠殺、蹂躪，陷入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悲慘境地。
為救人民於水火，有效打擊日本侵略者，193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開山西、河北、山東、綏遠等省省委會議，專門研究部署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敵後抗日遊擊根據地等項工作。會上，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彙報了山東情況，劉少奇號召全體“共產黨員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特別落實了中央關於選派得力幹部充實山東指示，以進一步加強對山東抗日力量的領導和幫助。
黎玉
山東淪陷前，以黎玉為首的中共山東省委，曾在濟南秘密制定了在山東各地發動武裝起義的計劃；山東淪陷後，山東各地武裝起義的計劃很快付諸實施。從1937年11月起，在山東各地秘密活動及剛剛從牢獄裡出來的共產黨員，響應北方局的號召，與延安派來的一批紅軍幹部結合在一起，先後在冀魯邊、魯西北、天福山、黑鐵山、魯東、徂徠山、泰山西、魯東南、魯南、（微山）湖西等地，發動了武裝起義，建立了抗日武裝力量。當時，由於侵佔山東的日軍兵力不足，他們只佔領了山東主要城市和交通線，而廣大農村迅速成為我抗日武裝發展的主陣地，到1938年6、7月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已達四萬餘人。
山東，是聯結華北和華中的樞紐，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山東敵後抗戰的成敗，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整個敵後抗戰局勢將產生重要的影響。中共中央對山東根據地的開創極為重視，多次對山東根據地的發展作出指示。1938年1月15日，在給中共山東省委的信中指出：“省委工作的中心應放在魯中區，開始依靠新泰、萊蕪、鄒縣的工作基礎，努力向東發展，尤其以莒縣、蒙陰等廣大地區為中心。”根據中央指示，山東各抗日根據地迅速在泰山、沂蒙山，在黃河兩岸，在微山湖邊和渤海之濱建立起來了。由於山東抗日根據地是由共產黨領導下的山東地方人民武裝起義隊伍開創的，而不是由主力部隊開創的，養成了山東地方幹部及地方部隊居功自傲、盲目自大的缺點。
山東根據地擴大迅猛，造成了根據地缺少領導骨幹的現實。為解決這一問題，1938年3月，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赴延安彙報工作，請求中央派幹部到山東幫助山東開展工作。5月，中央派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郭洪濤率大批幹部到達山東。郭洪濤到山東後，把山東省委擴建為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省委；12月，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省委又擴建為中共中央北方局山東分局，郭洪濤任書記，同時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了八路軍“山東縱隊”。到1942年初，山東已經建立起一支10萬人的武裝隊伍。
郭洪濤(前左)
在中國共產黨發動人民武裝起義、建立山東根據地的同時，山東各地國民黨勢力、地主豪紳、土匪兵痞也乘機拉隊伍、搶地盤，“司令多如牛毛”。1938年1月，沈鴻烈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影響或控制了大小股武裝達15萬人。
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力量的蓬勃發展，讓佔領了廣州、武漢之後的日軍，感到要鯨吞中國力不從心，不得不改變策略，在加緊對國民黨集團進行政治誘降的同時，把60%的侵華兵力調回華北，集中“掃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山東、山西、河北等華北抗日根據地，妄圖消滅人民的抗日力量，鞏固其在華的侵略基地。經過多次“掃蕩”、“蠶食”，日軍控制了山東的大部分縣城，後，又深入到重要的鄉、鎮，不斷擴大偽軍，強化偽政權，加大對山東的控制力度。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政策攻勢下，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於1938年11月24日，接受日方條件，達成賣國的《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公開投降日本，淪為漢奸；31日，汪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等11人抵日本，同日本平詔麟一郎內閣要員會談，於年底與日本簽訂了賣國條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支援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東亞聖戰”。汪精衛投敵後，汪系國民黨部隊變成偽軍，人數達145000餘人，他們調轉槍頭對準我敵後戰場，成為“反共”的急先鋒。
在“攘外必先安內”思想指導下的蔣介石國民黨當局，也加緊“限制異黨”的步伐，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後，又陸續制定和秘密頒佈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等反共檔案。1939春，國民黨在山東成立了魯蘇戰區，任命東北軍于學忠為總司令，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為副司令。于學忠的第51軍和57軍兩萬多人迅速入魯。而山東根據地在王明“一切為了統一戰線”錯誤路線指導下，主動退讓，放棄了原本屬於我抗日根據地的沂（山）魯（山）、莒（縣）日（照）、臨（沂）費（縣）等重要地區，交由於學忠部控制；沈鴻烈也從魯北竄到魯中，搶佔了沂魯山區重要地區東里店、魯村一帶，將國民黨山東省政府設在魯中東里店，並加緊修建據點，建立健全國民黨山東各級行政組織，試圖重新控制山東全省；設立了山東省保安司令部，收編地方土、頑武裝，糾集頑固勢力。至此，于學忠、沈鴻烈在山東的國民黨軍隊，計20萬餘人。
本來寄希望於統一戰線政策，山東根據地作出巨大退讓的情況下，國共能很好配合，共同抗日，沒想到等來的卻是於、沈國民黨軍隊對我根據地的多次磨擦，及千方百計限制我黨、我軍的發展。
在敵偽的反覆“掃蕩”、頑固派的頻繁“摩擦”下，本就裝備不良、戰鬥力不高的我山東根據地，劣勢明顯。
為守住山東根據地，壯大山東抗日力量，確保我在山東敵、我、友三角鬥爭中佔有優勢，中共中央決定：“派兵去山東”。
1938年4月，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請求中央派一個主力團到山東，毛澤東前瞻性地回覆：“看來還要多去一些。”
7月，八路軍永興支隊和津浦支隊進入山東北部的冀魯邊區。這是第一批進駐山東的八路軍主力部隊。9月27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員蕭華，率機關部分人員百餘人進入冀魯邊區樂陵城。
9月29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派兵去山東”。11月25日，毛澤東等致電彭德懷，指出：陳（光）、羅（榮桓）率部及陳旅主力（兩個團）全部去山東、淮北為宜。不久，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決定，派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挺進山東。
12月，一一五師第六八五團到達湖西地區（山東）、一一五師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六、六八八團各一部到達魯西南、直南地區；同月，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率該部第三八六旅主力和先遣支隊一部，進至冀南、魯西南地區的南宮、威縣、邱縣、館陶、冠縣、朝城一帶。
1939年，國民黨為了限制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發展，決定在成立蘇魯和冀南兩個司令部，並以山東不是八路軍防地為由，要求第一一五師歸還第二戰區建制，離開山東，八路軍在山東的地方部隊統一由蘇魯戰區司令于學忠指揮。對蔣介石的無理命令，我置之不理。派第一一五師到山東，屬於“先斬後奏”，因而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和代號。適值彭德懷要去冀南找國民黨的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談判國民黨頑固派襲擊八路軍一個支隊並強令取消抗日政權——冀南行署的事件，第一一五師便以東進支隊的名義護送彭德懷，翻太行山，過平漢路，然後直插山東。
1939年3月1日，八路軍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率師部及主力一部，也以“東進支隊”的名義，經河北、河南交界地區，進入山東，與當地武裝起義部隊相配合，開展對日作戰。
5月，第一一五師獨立支隊在支隊長陳士榘帶領下，由山西進入山東，10月到達魯南。後，陳士榘被任命為第一一五師參謀長。
八路軍主力部隊一一五師入魯後，在地方黨政軍民的配合下，在冀魯邊、湖西、魯西、魯南地區積極開展游擊戰爭，進一步建立、鞏固和發展了山東抗日根據地。(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秒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