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大克鼎與現藏臺灣的毛公鼎並稱“晚清海內青銅器三寶”。目前，上海博物館將其館藏的大克鼎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大盂鼎合璧展出，這是兩鼎時隔十四年之後再度聚首上海。大克鼎、大盂鼎不僅獨具歷史與藝術價值，其背後的故事更彰顯了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守護之心。
鼎今天還活躍在我們的日常用語中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輝煌的青銅時代，相當於夏、商、週三代，這一時代產生了工藝高超、種類繁多的青銅器，並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誠如考古學家張光直所言，“中國青銅時代的最大特徵，在於青銅的使用是與祭祀和戰爭分離不開的”，而祭祀與戰爭正是當時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
今天當我們參觀各地博物館時，不僅能見到許多青銅器，而且常常為青銅器的名稱與功能而難住，它叫什麼，它有什麼用，今人距離青銅時代已有幾千年，提出這些問題實屬正常。青銅時代留給今人的遺產，最大的一筆來自青銅鼎。鼎也許是今人最熟悉的青銅器，不僅因為它較之其他青銅器更經常出現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也因為有關鼎的成語、典故仍為我們使用。
鼎是一種飪食器，後來發展為禮器，一般分為三足的圓鼎和四足的方鼎，大克鼎、大盂鼎都是三足圓鼎，而目前我國已知最重的青銅器後母戊鼎則是四足方鼎，足有832.84千克重。青銅鼎上常有精美的紋飾，一些青銅鼎上還有銘文，記載製作此器的由來，表達希望子子孫孫永存此器的願望。
我們常用“一言九鼎”形容一個人說話有分量，倘若知道“九鼎”的內涵，便知這“一言”的分量有多重了。在西周的禮法制度下，不同社會階層在著裝、出行、器物的使用上都有嚴格的等級差別，具體到鼎的使用上，文獻記載“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九鼎是最高的規格，沒有比九鼎更高的禮遇了。
九鼎作為國家權力的象徵，可以追溯到夏禹。那時天下劃為九州，傳說夏禹用九州貢獻的青銅鑄成九鼎，將各地奇怪之物刻在鼎上，其用意是“使民知神奸”。百姓進入川澤山林採集生活物資時，因為已從九鼎上知道那些可能危害自己生命的奇怪之物的模樣，就能很好地予以規避。細究禹鑄九鼎的含義，一方面九鼎代表了夏朝對九州的控制，另一方面九鼎是國家與百姓溝通的方式，國家出於對百姓的愛護，善意提醒哪裡存在危險。
九鼎在夏商周三代間的傳承，使其具有了證明權力正當性的功能。楚莊王問鼎中原的故事，想必讀者不陌生，但我們只記住了楚莊王的威風凜凜，卻忘了王孫滿的一番話揭示了九鼎深刻的內涵。楚莊王問九鼎的大小輕重，王孫滿答道：“在德不在鼎”。以前夏桀昏庸，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這便是“革故鼎新”，在舊事物的基礎上創造新事物。王孫滿認為“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九鼎屬於有德者，有德者能順應天命，能以民為重，使上下協和，使邦國鞏固。
鑄造於西周治世，見證青銅時代的輝煌
大克鼎、大盂鼎都是西周時代的青銅重器，這裡的“重”當然不僅指重量，也指其在禮儀上的重要地位、在歷史上的重要價值。兩鼎原本都收藏於上海博物館，195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週年，大盂鼎應徵北上，此後安家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兩鼎京申相望，鎮護南北，僅有屈指可數的幾次相聚，今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兩鼎再度相聚，目前在上海展出，之後還將在北京展出。
兩鼎中鑄造時間更早的是大盂鼎，鑄造於公元前11世紀中葉周康王在位時。周康王與父親周成王共同開創了“成康之治”，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大盂鼎是目前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之一，高101.9釐米，口徑77.8釐米，重153.5千克。
大盂鼎是圓鼎，口沿下裝飾有一圈饕餮紋帶，粗壯的三足上部裝飾浮雕式饕餮紋，下襯兩週凸弦紋，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銅器的經典式樣。使這件青銅器具有非凡價值的是鼎腹內壁鑄刻的291字長篇銘文，記載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冊命貴族盂的史實。銘文分為兩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周康王向盂總結周文王、周武王立國的經驗以及商朝滅亡的教訓，特別提到商朝大小官員無不沉湎於飲酒，致使政事敗壞，人民失望，告誡盂應敬畏天命，效法祖先南公，忠心輔佐王室，認真處理政事。第二部分是周康王冊命、賞賜盂的具體內容，盂感謝周康王的賞賜，並鑄鼎以祭祀祖先南公。這篇銘文不僅是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重要資料，而且字跡端莊典雅，歷來為書法家推崇。
大克鼎鑄造於公元前10世紀末周孝王在位時，他在位時最大的功績是對西戎作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戎對周的攻勢。大克鼎高93.1釐米，口徑75.6釐米，重201.5千克，其紋飾較大盂鼎更加豐富且更具動感，口沿下仍裝飾一圈變形獸面紋，每組變形獸面紋之間裝飾扉稜，腹部裝飾一圈寬大的波曲紋，三足上部裝飾浮雕式獸面紋，獸面鼻樑裝飾扉稜。
大克鼎腹內壁鑄刻一篇290字的銘文，由這篇銘文可知作此器者是一個叫克的貴族，他的身份是周孝王的一位“膳夫”，即管理周王飲食的官員，但克的職責不止於此。大克鼎銘文可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克對祖先師華父的稱頌，師華父輔佐王室有功，施惠政於民，周王感念其功勞，命克負責上傳下達王的命令。第二部分詳細記載了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容，克感謝周王的賞賜，鑄鼎以祭祀祖先師華父，希望此器“克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子子孫孫永寶用”，這是青銅銘文經典的結句，包含著對永遠延續家族榮耀的期待。但永恆從來難以實現，家族的升沉起伏才是常態，盂和克都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只有大盂鼎、大克鼎歷盡劫波後存續了下來。
將鼎埋在地下躲過了日本人的搜查
我們今天能在博物館中一睹大盂鼎、大克鼎的風姿，要感謝潘達於女士的守護與捐贈。兩鼎在風雨飄搖的晚清出土於陝西，有太多同時代出土的中國文物，或毀於戰火，化為灰燼，或被偷走劫走，永遠離開了故土。大盂鼎、大克鼎能夠完好留存在國內，實非易事。
一般認為，大盂鼎於清朝道光年間（1821年—1850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縣禮村，大克鼎於清朝光緒年間（1875年—1908年）出土於陝西扶風縣任村。岐山、扶風是周文化的發源地，歷史上出土了許多青銅器，有“青銅器之鄉”的美稱。大克鼎出土後，便為當時著名金石收藏家、工部尚書潘祖蔭所得。大盂鼎的流傳過程比較複雜，它最初為岐山豪紳宋金鑑所有，之後被岐山縣令周庚盛奪去，他又將大盂鼎出售給北京琉璃廠的古董商，恰好宋金鑑來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發現自己的心愛之物出現在市場上，他花了三千兩白銀贖回。同治年間（1862年—1874年），宋家家道中落，大盂鼎轉手給了陝甘總督左宗棠幕僚袁保恆，不久他就把大盂鼎轉送給了左宗棠。咸豐九年（1859年），左宗棠遭官場流言中傷，幸得潘祖蔭搭救，左宗棠為感謝潘祖蔭，將大盂鼎贈送給了他。
至此，大盂鼎和大克鼎都歸潘祖蔭擁有，潘祖蔭對此頗為得意，表示“天下三寶得其二”。潘祖蔭死後，其弟將兩鼎運回老家蘇州收藏，並且定下了“謹守護持，絕不示人”的規矩，奈何兩鼎名氣太大，仍不斷遭人覬覦。擔任過直隸總督、兩江總督的晚清重臣端方以收藏金石為樂，他想了許多辦法要從潘家獲得兩鼎，均以失敗告終。如果兩鼎歸端方所有，我們難以預料兩鼎是否還將留在中國。1911年，端方在四川保路運動中被起義新軍殺死，他的後人因為生計無著，將端方的一批青銅器賣給了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此後，面對美國人高價收購的利誘，國民黨要員借鼎展出的要求，潘家均予以拒絕。
1937年，日軍佔領蘇州，日本人早已知道潘家收藏著大盂鼎和大克鼎，日軍屢次破門而入搜查，均未找到。這時操持潘家的是一位叫潘達於的女子，她原姓丁，嫁給潘祖蔭之孫後改夫家姓，丈夫不久病故，護持潘家文物的重任就落在了這個弱女子的身上。在蘇州淪陷前，潘達於已預感到文物不再安全了，於是在家中挖了一個大坑，將大盂鼎、大克鼎和其他一些文物埋入其中。兩鼎就這樣躲過了日本人的搜查。
1951年，得知上海博物館正在籌辦中，已定居上海的潘達於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將大盂鼎、大克鼎捐贈給上海博物館，讓所有人都能在博物館中看到這兩件珍寶。文化部接受了潘達於的捐贈，面對國家兩千萬元（舊幣）的獎勵，潘達於全數捐贈，用以支援抗美援朝。潘達於此後在1956年、1963年、1979年向上海博物館捐贈珍貴文物資料近五百件。
大盂鼎、大克鼎，既見證了青銅時代的輝煌，又照見了近代中國的苦難。偉大的文明因為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不斷的守護而能賡續，偉大的文明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礪淬鍊中而昇華更新。（羅慕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