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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一方面軍西撤出發時有32名女性，幾天後兩位因病重新回到中央蘇區，走完長征全程為27名。

1、長征中的女性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撤離蘇區中央根據地時，在中央紅軍及後方機關共8萬餘人的長征隊伍中，有32名女性。出發不久，因工作需要，彭儒和陳璧英留下，未參加長征。正式參加長征的女幹部是30人(另有若干負責護理的婦女群眾)。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有30名女同志隨軍參加，她們是：

王泉媛（在遵義嫁給王首道）、鄧六金（曾山妻子）、鄧穎超（周恩來妻子）、甘棠、危秀英（鍾赤兵妻子）、危拱之（葉劍英妻子）、劉英（張聞天妻子）、劉彩香（長征中嫁給畢佔雲）、劉群先（博古妻子）、楊厚珍（羅炳輝妻子）、李堅真（鄧振詢妻子）、李伯釗（楊尚昆妻子）、李建華（嶽夏妻子）、李桂英、吳仲廉（曾日三妻子）、吳富蓮、邱一涵（袁國平妻子）、陳慧清（鄧髮妻子）、金維映（李維漢妻子）、周越華（賀誠妻子）、鍾月林（宋任窮妻子）、賀子珍（毛澤東妻子）、錢希均（毛澤民妻子）、蕭月華（李德妻子）、康克清（朱德妻子）、曾玉（周子昆妻子）、謝飛（劉少奇妻子）、謝小梅（羅明妻子）、蔡暢（李富春妻子）、廖似光（凱豐妻子）。

其中：甘棠、李桂英和謝小梅3人，1935年3月隨紅軍到達雲貴川邊時，因奉命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或另有任務而脫離長征隊伍，各奔征程；王泉媛、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吳仲廉、吳富蓮、康克清7人，於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調動或被留在紅四方面軍。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勝利會師後，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康克清4人到達陝北；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3人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作戰。

王泉媛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死裡逃生，後來輾轉流離而淪落為民；吳富蓮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政治委員，在河西作戰被俘後堅貞不屈，吞針而死；吳仲廉曾在西路軍第九軍政治部敵工部當幹部，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押至青海西寧，後與張琴秋、陶萬榮等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來營救出獄，於10月初回到延安。

因此，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於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先後到達陝北者為24名。

參加長征的女性經過嚴格挑選：

一、共產黨員，政治思想好；二、有獨立工作能力，會做群眾工作；三、身體好，能扛東西會走路，體重差一點都不行。

一百多位女紅軍參加體檢(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只有二十多人合格。連董必武妻子陳碧英也被刷下來——體重差一斤。“免檢”的只有在中央機關和軍隊中工作的少數幾位大姐。

走出江西后，婦女分散各部諸多不便，於是就單獨成立婦女隊，劉群先任隊長，李伯釗任政治部主任。一個月後，黎平整編，婦女隊解散。

1935年隨紅軍二、六軍團從湖南桑植出發，向雲貴方向突圍，開始長征的約有20位女性，其中有指揮員、機要員、護理員、炊事員，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有8000餘名女戰士隨軍西渡嘉陵江，開始長征。她們中有婦女獨立團(最多時達2000人)和500人的婦女工兵營(林月琴任營長)，除負擔全營的生活物資外，還運輸供給部的財物，每人身上負重在四五十斤。此外，女戰士主要分佈於供給部、醫院、劇團及各軍洗衣隊，承擔著修路架橋、運輸籌糧、護理傷員、宣傳演劇方面的工作。

紅四方面軍的女戰士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屢經磨難，不少人二過草地，三過雪山。當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後，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的1300餘名女戰士組成婦女先鋒團(轄3個營9個連)，參加西路軍的遠征。因敵我懸殊，轉戰途中女戰士傷亡慘重。到1937年3月在西路軍餘部中僅有的300名女戰士被編為婦女團，承擔掩護主力突圍的重任，最後大多數人被俘後轉賣或入獄，僥倖逃脫者則流落各地。

1934年11月，參加紅二十五軍長征的有7名女護士，並勝利到達陝北。

1930年代，在各游擊區堅持武裝鬥爭的女戰士同樣如此。她們主要有1930年中共瓊崖特委和瓊崖紅軍第二獨立師紅三團下屬的女子軍特務連(轄3個排)約120人經兩年的殘酷戰爭，女子軍因大部分戰士犧牲而解體。在1937年編入新四軍的原紅軍和南方各根據地游擊隊中，女戰士主要有皖西根據地一支三四十人組成的婦女排，閩贛邊界的汀瑞游擊隊也有20餘名女戰士等。1935年由原東北人民軍和抗日遊擊隊擴充套件建立的抗日聯軍7個軍，到1936年6月，其第三、四、五、七軍都有婦女團，最多時有300餘人。截至1937年夏，抗日聯軍45000名將士中，有女戰士688人。

她們奉獻自己的青春、健康甚至生命，參與了建立革命武裝的奠基。從人數上看，當時的女性在總人數中微乎其微，但她們已是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姐”這一親切的稱呼，是與“首長”、“戰友”一樣流行於革命隊伍中的尊稱，既有崇敬，又有患難友情。大浪淘沙，長征錘鍊了新一代中共的領導人，也形成一些享有極高威望的婦女領袖，如延安時期的四位大姐：蔡暢、鄧穎超、康克清、帥孟奇。

2、長征中她們有多難？

除康克清、蔡暢等少數幾位軍委直屬單位工作者，多數集中到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婦女隊，由何長工兼任連長，婦女隊長董必武、副隊長徐特立。董必武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德高望重，在女同志中很有威信。

婦女隊可不僅僅行軍，一路得“承運”六十副擔架。“鬍子隊長”董必武前後往返照應隊伍，既要鼓勵也要換肩，經常摔在泥坑裡，惹出“泥人董”的笑話。六十副擔架並不是空的，而是躺著傷病員，每一副都有4~6人抬換，每一位女兵得找到足夠的民夫，一路還得做民夫與傷員的思想工作，宿營時得先安排民夫的吃住。

董必武憶述：

初出發時差不多有六十副擔架，途中一個人要管理三四副，這是異常艱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軍，又不準點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擔架根本走不動。民工的步伐是不會整齊的。體力也不一樣。沒有抬慣，前後兩人換肩走路都不合拍，對革命的認識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路上臨時請來的，照料擔架的女同志跟著擔架走，跟得著前面的一副，又怕後面的掉隊，跟著後面一副，前面又沒有人照管。休息時候要防著民工開小差，民工可以打盹兒，她們都不敢眨眼。特別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時候，民工的身體疲乏了總想打個瞌睡，宿營地還隔若干裡，前後隊全都催趕快走。這時，她們就在幾副擔架的前後跑，督促和安慰、勸說和鼓勵，用一切法子來推動民工往前走。有幾次民工把擔架從肩上放下來，躺在地上不動，無論如何都不肯走，她們中體力強健的，就只好代民工擔肩……

一次身高僅一米四十餘的“矮子”危秀英負責的兩副擔架掉隊了。她趕緊返回去尋找，找到後再追隊伍。此時，國軍飛機空襲，民夫沒見過飛機，撂下擔架就跑，一下跑掉三，剩下那個也不肯走了。擔架上是鄧發的妻子陳慧清，剛生孩子，根本無法行走，危秀英將陳慧清背到隱蔽處。再安置好另一名傷員，取下自己的半袋乾糧給那個民夫，讓他一邊吃一邊聽自己的“政治思想工作”。

她從自己童養媳身世說到紅軍宗旨、眼下困難，民夫聽後不但自己不跑，還叫回兩位民夫。加上危秀英，兩副擔架終於啟程，翻過兩座山追上隊伍。危秀英在長征中還援助過後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廖志高。

另有資料記載：

紅一方面軍出發時還有一些女紅軍(可能中央縱隊之外)，1935年6月15日，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紅一方面軍部隊半年多沒見女兵，有個戰士回憶道：

今天見到，十分高興!我想起從中央蘇區出征到湘江以前，我們一方面軍男女小紅軍很多，一路上許多人掉隊或犧牲了，尤其是女戰士，沒剩下幾個了，心裡實在難過。

紅四方面軍有婦女獨立團，團長張琴秋(1904~1968)，全盛期擴為婦女獨立師。兩千餘二十歲左右的女兵，體格健壯，不蓄頭髮，全身戎裝，草鞋綁帶，做事如男兵。長征中，紅四方面軍婦女工兵營搞運輸、扛糧食、負彈藥、背大洋黃金。工兵營基本為川籍女兵身體結實，有力氣、能吃苦、負重百十斤爬山越嶺，日行百里，還要打仗。

1936年春，紅四方面軍快到甘孜，張國燾貼身交通隊幾個人，夥同幾個傷兵夜闖婦女工兵營駐地耍流氓。營長林月琴(1914~2003，後嫁給羅榮桓)下令還擊，傷兵的柺杖、工兵營運送的物資都成了武器，耍流氓的幾個人被女兵打跑，他們的幾支槍也被女兵繳獲。張國燾知悉後大發雷霆，反而撤了林月琴的營長。

3、作為母親那份難以割捨而又不得不捨的親情

1936年春，劉伯承三過草地時，鍾情於紅四方面軍女戰士汪榮華，開啟這位少女的心扉。1936年中秋節在甘南曲子鎮舉行簡單婚禮。張聞天也是在長征途中與劉英喜結連理。劉英時年三十，丈夫林尉犧牲於1928年春。

女紅軍的嬰孩只有兩條出路——送老家或送老鄉。送老家不方便，一般情況下只能由組織安排送老鄉。1929年5月，紅軍二打龍巖，賀子珍第一次分娩，產下一女，二十天送了老鄉，1932年4月第三次打龍巖，得知孩子已夭折。

1932年，賀子珍再生一子，長征前託給妹妹賀怡、毛澤覃夫婦。毛澤覃後將其轉移別處，毛澤覃犧牲後，這個孩子從此下落不明。1934年紅二方面軍長征途中，政治保衛局的戚元德在農民家生一男孩。

她取出身上所有錢及一件乾淨內衣，囑咐女房東：

“同志嫂!我把這個娃子連同這些東西送給你，娃子當做你的親生兒子算了！留下這件內衣作標記，將來我們的部隊回來，我一定來看望你們。”

女房東熬了半砂鍋米粥，勸戚元德休息幾天。戚喝了半碗稀粥，摸黑與兩位陪來的戰士跟上部隊。第二天凌晨，領導得知她棄子，派專人慰問。送來慰問品——半小碗鹽、一碗黑豆。

長征途中，賀子珍產下一女，因無法照料，只能選擇把女孩送給老鄉；西路軍時期，張琴秋因追兵在後沒辦法只能選擇棄子。

張琴秋是川陝紅區“女共黨”，全川聞名。1936年“九·一八”成都街頭剿共宣傳畫，她與徐向前被國民黨反動派居然畫成紅髮綠睛，手裡拿著小孩往嘴裡塞，甚至被說成每天要吃一個小孩，不吃就沒法活。由此可見國民黨反動派可恥的嘴臉。

張琴秋命運多舛，1924年4月入團、11月入黨；1925年11月在上海嫁沈澤民(茅盾胞弟，1933年病死鄂豫皖)，夫婦隨即留蘇中山大學。1930年將新生女瑪姬安頓國際兒童院回國，1931年夫婦同入鄂豫皖；1936年7月三過草地前嫁陳昌浩，1939年8月27日陳昌浩隨周恩來飛蘇聯養病，因蘇德戰爭無法回國；1943年春，在陝北再嫁老戰友蘇井觀(1964年病逝)。1949年後，張琴秋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

紅四方面軍一位女軍醫，隨紅二方面軍渡過噶曲河，三天後分娩，一副擔架抬母子倆。第二天夜裡，女軍醫還是擔心孩子成為部隊累贅，偷偷將嬰兒投入水塘。知道此事的人，幾十年都不願提起。廖承志在延安想以此為素材作畫，畫了幾十年都畫不成，一觸及“扔孩子”，手就顫抖起來。

1941年東北抗聯第六軍政委李兆麟，為了部隊安全，也扔過自己的新生兒，其妻不敢撿回，一位老友偷偷抱回。

隨紅一方面軍走完長征全程的三十位女性，四位在途中分娩，產後一晚或半日就要行動。一位分娩於藏區下打鼓，連青稞麥都吃不上，偶爾能分到一點羊肉，產後幾天便過草地。紅二方面軍李貞(1907~1990)，過草地時分娩一早產兒(七個月)，孩子餓哭不止，沒出草地就夭折了。李貞亦因產後沒休息，加上傷寒，永遠失去生育能力。

4、為革命工作不得不割捨作為女人愛美的一面

劉英記述長征中懷孕女性的有多難：

婚後懷孕，對於女同志來說，簡直是一種災難。孩子生下來，又沒法帶，對於做母親的感情上無異是一種酷刑，我看多了。賀子珍懷了孩子，誰也沒告訴，跟著隊伍走，在長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扔在在老鄉家裡，廖姒光(凱豐愛人)在路上生了孩子，也只能扔下。這些孩子後來沒有一個找到的。劉群先(博古愛人)說得很俏皮：“行軍中騾馬比老公好!”這句笑話，說得很實在。

我認準了：在長征途中，要做工作就不能結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別想工作。我不能選擇後者。

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進入瓦窯堡，一直追求劉英的張聞天再次求婚：

“這下有了家，總可以了吧?”劉英此時才敢答應結婚，張聞天時為中共中央總負責。分給他們一孔土窯，沒有儀式，也沒請客。“情投意合，環境許可，兩個行李捲合在一起就是了。”

毛澤東來瓦窯堡後鬧過一次洞房。剛剛打勝直羅鎮一仗，毛主席興致很高，進門就嚷：

“你們要請客，結婚不請客！不承認!不算數!”張聞天不會開玩笑，一到這種時刻頓時不知道說啥，劉英擋上前：“拿什麼請客呀?又沒有錢，又沒有東西!”

毛澤東笑道：

“那就不承認!我倒是真心給你們賀喜來了，還寫了一首打油詩呢!”

劉英記不得打油詩句，大意是誇讚張聞天講民主。

長征結束後，紅軍女性還有一則鮮為人知的細節：

剃光頭以滅蝨。所有長征女性都出現這種“革命蟲”。到達陝北後，身上的蟲子消滅了，頭髮裡的蝨子卻怎麼也搞不乾淨，又沒藥，賀子珍、劉英、劉群先等只好剃光頭。

1937年1月，劉英赴西安任青年工作巡視員，無法摘下帽子，因為頭髮還沒長出來。接觸青年只能由賈拓夫派一女同志，將西安學生領袖一個個領來接頭、交談。雖然入住西安六國飯店，也就幾間平房。李克農主管的內部招待所，吃到豬油熬白菜，就算美味了。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這一時期紅軍女性照片上都戴著帽子。當時的困難可想而知!

5、後來的她們

在抗戰時期，中共對婦女幹部的培養主要有兩個途徑：

(1)在各抗日根據地透過婦女救國會、婦女會等組織開辦短訓班，培訓從事農村婦女工作的女幹部。

據不完全統計，山東省在1938年夏到1940年8月間，共辦各級婦女幹部培訓班700期，受訓者達11600餘人；晉西根據地在1938年春到1939年春一年中舉辦婦訓班33次，受訓達62400人；晉綏邊區培養婦女幹部500餘人；晉東南中心區的遼縣開辦7期婦女幹部班，受訓近1000人。

(2)透過軍隊和根據地政府所辦的各類專門學校，有計劃地選拔女學員予以深造。

在延安，1937年底有一所八路軍抗日軍人家屬學校。該校專為工農出身的紅軍戰士及八路軍軍人家屬設立補習科、職業科，講授文化知識和職業技能。從該校畢業的近300名學員，一部分進入延安其他專門學校深造。另外，在抗日軍政大學就讀的女生主要有：1938年11月總校第8大隊(女生大隊)654人，參加第四期學習；1940年抗大總校從延安遷至山西武鄉縣與抗大一分校合併，舉辦第六期學習班，有300餘女生接受培訓。

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中國女子大學，這是中共領導下的第一所專門培養婦女幹部的學校。女大的辦學方針如毛澤東指出的：

“女大不僅要培養大批有理論武裝的婦女幹部，而且要培養大批做實際工作的婦女運動幹部。要準備到前線去，到農村工廠去，組織二億三千五百萬婦女參加抗戰。”

據此，學生分別來自中央黨校、抗火，並由各根據地政府及地方黨組織選送。她們中既有經歷長征的女戰士，也有內地來的女青年。學校根據學員的不同特點組織教學活動，如高一班、高二班是一批經選拔品學兼優的學員，要被培養成有較高理論水平的婦女幹部；特別班是面向有工作經驗但文化較低的長征女幹部；陝甘寧班則專為陝甘寧邊區訓練基層婦女幹部而設。到1940年底，在校學員近1000人，共有14個班。

抗戰期間，中共中央設有中央婦委書記。在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後，該職務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王明兼任的，蔡暢、鄧穎超、孟慶樹、劉英等為委員。隨後根據中央在各級黨的委員會下建立婦女部與婦女運動委員會。

另從零星的資料中也常會發現某些在各級黨組織中擔任要職的女性，1938年冬，擔任中共北平城委書記的是年僅23歲的女共產黨員周彬。1939年陳少敏擔任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政治委員，後歷任鄂豫邊區黨委書記、鄂豫皖區黨委副書記、鄂豫皖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等職。1945年11月，在東北剛解放的熱河重鎮赤峰市，新任市委副書記危拱之曾是一位長征女幹部。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陳修良。

在抗戰期間，中共卓有成效地將廣大婦女吸引到革命隊伍中發揮才幹，作出貢獻，婦女幹部陣容可觀。她們在軍隊中主要從事醫務、通訊、政治宣傳、後勤等工作。如1940年華南成立了抗日獨立總隊，其中有瓊崖女子軍特務連；1942年瓊總擴大為4000多人時，女戰士佔12%，1944年瓊總陣容達7000人時，女戰士比例上升為15%，她們幾乎承擔了部隊全部的炊事、衛生工作。

在解放戰爭中，華東野戰軍的女醫務人員佔全體前方醫務人員的30%；在東北野戰軍僅41軍就有女戰士398名，其中有被稱為“現代花木蘭”的特等女戰鬥英雄郭俊卿；在西北野戰軍中，隨軍的女醫務人員及宣傳隊員約200人。至於各地民兵武裝中的女戰士就無法統計了，在廣西解放前夕，據對陸川等39個縣的游擊區統計.有女戰士966人。

在瀏覽一份女紅軍63人(紅四方面軍僅列連級以上者)名單時注意到，她們中較為知名的有中共婦女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夫人，而大部分女戰士的革命生涯也許正是從長征開始的。她們擁有一段從女戰士到女幹部的非凡的經歷，這是她們值得驕傲的財富，但是女性要在人生旅途中掌握自己的命運有所成就，需要勇氣、毅力和進取心。這是一個漫長的奮鬥，對近代中國的女性來說，也許需要幾代人鍥而不捨的努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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