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鈴
一
1961年5月27日，已經67歲的邵可侶（Jacques Reclus）在法國巴黎郊外的Le Plessis-Robinson給作家巴金寫了一封傷感滿懷的信。這封信沒有直達中國，而是委託住在日本東京都中野區小潼町的作家芹澤光治良轉寄。信件漂洋過海，輾轉多地，最終到了巴金夫人蕭珊的手中。8月9日，蕭珊致信正在安徽黃山休養的巴金，說了大致情況，並稱“這信我已交給羅蓀，他說請白羽同志去了解辦理”。羅蓀即孔羅蓀，白羽即劉白羽。信中到底寫了什麼？我們先來看看：
親愛的巴金同志，親愛的朋友：
我們共同的朋友芹澤光治良先生來信談到你到東京參加作家大會，說到他同你會晤暢談的欣悅之情。從他那裡，你知道我在一九五二年離開中國時不得不把我的一個女兒拋在北京——就是當時只有十二歲的那個女兒。他是我在世上最□愛的親人，同她的分離對我簡直是沉重的打擊，簡直成了無盡痛苦的原因了。而且我得不到她的直接訊息，一個現在已經達到成熟年齡的女青年（現在她已二十一歲了），竟固執地毫無音訊，真讓我們詫異，增添我們的痛苦。
要是你有機會看看她，我和我的妻子——我們將格外感到欣慰有你這樣一位知名而普遍受到尊敬的人去關心她，給她友誼，必要時給她幫助，這簡直是我們的巨大安慰。如果你覺邵可侶這一姓氏還能代表你和我都所忠實的倫理方面某些基本原則的話（這我一點也不懷疑），就請你信中提示她幾句。因為她看起來拿家族似乎當作某種幼稚的偏見了。我請求你去勸勸她，讓她給她父母寫信，同他們取得互相信任的聯絡，不要把有朝一日相會晤的可能任意拋棄。
我的最大心願不待說是希望我們的女兒有一天能回來，哪怕是短短的一時也好。她過去從來沒有表示過反對這樣的想法，而長久以來，我們也沒向她要求過這一點。
我衷心地預為向你致謝，親愛的巴金同志和親愛的朋友，謝你將要為我們的女兒所做的一切，請相信我們忠誠的感情。
邵可侶
下面是我們孩子的地址（你可以注意到她已經改了名字）：北京西郊五道口林學院森林保護系二年級孫立先
這是一位年老父親的喃喃獨語，他因為當年離開中國時沒能帶走女兒而後悔和自責，陷入對女兒深深的長久的思念，也因為成年以後的女兒不和他相認、改了名字而不解與痛苦。他似乎非常無奈，但又不甘心就這樣失去女兒，所以一聽說芹澤光治良和巴金碰面，談起自己及女兒，內心無疑又燃起了一丁點希望，於是向巴金寫了這封哀傷的求助信。信中開頭提到的巴金去東京參加作家大會，是指1961年3月24日至4月21日，巴金擔任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赴日本出席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委員會東京緊急會議。據前幾年出版的《出訪日記》，25日午後4點，巴金到芹澤光治良家，6點告辭回旅館。
第一時間讀完信，筆者心裡不禁對寫信的邵可侶是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位法國人和日本人芹澤光治良的聯絡想必密切，以至於後者樂意做中間人，為她女兒的事傳遞訊息。邵可侶又把巴金視為朋友，他們三位於何時結識？邵可侶和中國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帶著這些疑惑，筆者開始了一段“尋找”邵可侶的歷史旅程。
二
當筆者著手瞭解邵可侶時，一本名為《人間的命運——致巴金》（東方出版社，2018）的日本私小說進入視線，著者正是芹澤光治良，講述了他和邵可侶家族以及中國人的故事。這本書是大河小說《人間的命運》（共十六冊）的附冊，原著的標題為“愛、知、悲傷”。這本書能夠問世，與1961年巴金在東京對作者的鼓舞是分不開的，所以作者將其寫成一封致巴金的長信的式樣。它雖為私小說，卻有很強的歷史還原度。日本學者樋口進、山口守等人很早就利用它來研究巴金和安那其主義的關係，中譯本出版後，劉擰、姚崢華、李公明等人也分別寫過書評，可在國內引起的波瀾不大。此書為筆者尋找邵可侶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和靈感。書的引子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在法國朋友雅克·邵可侶（Jacques Reclus）的家裡第一次認識了中國人。我也給您介紹了我在雅克家裡認識的那些中國人，以及他在北京留下來的女兒的故事。事實上，巴金兄不僅認識邵可侶，1927年赴法留學期間也與他家有往來，那麼或許我們年輕時在他家裡見過面，既然如此，我對您更加產生了親切感。
這段話第一次將三個人聯絡在一起，將這段故事的起點指向了巴黎——邵可侶的家裡。這個家位於巴黎的郊外，正是本文開頭一幕邵可侶寫信的地方Le Plessis-Robinson。在芹澤光治良的書中，這是一棟兩層的毗鄰林蔭街道的木質老房子，雅克一家住在二樓右側的四個房間。門前的街道上，復古風格的電車來來往往，路邊碩大的法國梧桐的樹枝在高處搖擺，讓人忘記時間的存在。這個家，一度吸引巴金、芹澤光治良這樣的外國留學生紛紛來訪。這決不只是主人的熱情好客，更在於思想和學問的交流，而談話的一箇中心想必就是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
據陳三井的《旅歐教育運動：民初融合世界學術的理想》一書介紹：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派是在日本和法國的海外中國同盟會員中形成的。在日本東京，以出版《天義報》為主進行活動的劉師培、何震、張繼、汪公權等人是“天義派”，在法國巴黎出版《新世紀》為主進行活動的李石曾、吳稚暉、褚民誼、張靜江等人是“新世紀派”。法國是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的故鄉，也是巴枯寧、克魯泡特金以及其他許多國際無政府主義者經常活動的地方。哀利賽·邵可侶（Elisee Reclus, 1830-1905）作為聞名於世的法國地理學家與無政府主義者，向住在法國的中國人傳播無政府主義，並直接影響了《新世紀》的創刊。此外，格拉弗（Jean Grave, 1854-1939）也是法國無政府主義理論家，與中國留學生之間關係密切，並協助他們的社會活動。嚴格說來，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源泉，是哀利賽·邵可侶和格拉弗所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哀利賽·邵可侶的侄子保羅·邵可侶（Paul Reclus）也和李石曾等人多有往來。李石曾評價叔侄兩位是相類的人物，稱“小邵是我最好的朋友”。而“小邵”的次子，正是本文的主人公雅克·邵可侶。
可見，法國巴黎的邵可侶家族是世界無政府主義的重要傳播者。芹澤光治良和妻子是1925年初夏到的巴黎，1929年返回日本。臨赴歐洲時，他和妻子的媒人——日本《萬朝報》社長把剛從法國回來的無政府主義者石川三四郎介紹給他認識，石川又懇切地將其引薦給雅克和他的父親。日本學者樋口進發現，把石川三四郎介紹給邵可侶家族的人則是褚民誼。據《巴金年譜》，1927年1月巴金和友人衛惠林一起赴法，於2月19日到達巴黎的里昂車站，接他倆的人是吳克剛。1928年12月，巴金回到上海。因此，芹澤光治良和巴金的留法歲月確有重疊之處。年譜沒有巴金和邵可侶家來往的記載，但據暮年的邵可侶憶述：當時在法有不少中國學生為無政府主義思想所吸引，李芾甘就是其中之一，那時他是外省一箇中學的寄宿生，即日後成名的作家巴金。我是在和另一青年無政府主義者吳克剛經常往來中遇到他的。
巴金好友、翻譯家畢修勺的兒子畢克魯曾撰文稱，哀利賽·邵可侶等理想主義先輩是巴金年輕時所崇敬的“指引者”。畢克魯引用父親所譯《E·邵可侶傳》裡哀利賽·邵可侶在討論藝術與人生時所說的一段話：“人生就是藝術，不為私利改變自己的理想，只要社會上有特權與貧困存在，我們總是站在弱者一邊，以革命的鬥爭，求得正義的實現，這就是美的人生。”而這句話可以視為巴金和他的朋友們為人處事的基本原則。
巴黎，邵可侶家族，無政府主義，一張跨國的人際互動和思想交流的網路就此聯結。從這個角度切入，就可以理解巴金、芹澤光治良和邵可侶這三位來自不同國度的人，在各自的人生之旅中，為何會產生某種兼具歷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交集。
三
去中國之前，雅克·邵可侶的生活不算理想。他從小練習鋼琴，有出眾的音樂才華，參加一戰時右手受傷，從此斷了作鋼琴家的夢。戰後，已經中年的克魯那李桑夫人給了他愛和重新開始的勇氣，他立志於學問，在巴黎索邦大學專修社會學。兩人後來同居，收養了克魯泡特金的孫女作為養女。但是，雅克沒有取得博士學位，無法在學校擔任教職，他也沒有自己的著作，靠父親和祖父的關係也沒能找到工作，只好教幾個學生彈琴來維持生計。由於戰後法國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雅克僅靠教琴也難以養活全家，於是他甚至跑去歌廳打鼓，工作時間是晚上10點到次日凌晨4點，結束後已經沒有回家的電車，不得不在附近租個小房間將就。因此，他的生活和精神狀態都不太好。1927年秋，邵可侶決定去中國教書，教社會學之類及法語的課程，為期三年。他對芹澤光治良說，要去那裡幫助他們進行新的建設，哪怕做一點兒事，他也會感到幸福。等到第二年春天，歐洲七葉樹盛開的時候，芹澤光治良從瑞士療養回到巴黎，發現邵可侶已經離開法國了。
根據日本學者山口守的研究，1928年4月28日，知名的安那其主義者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致巴金的信中，專門提及了邵可侶：“雅克·邵可侶同志的講課一定十分精彩吧。不過我覺得，逐字翻譯這種方法，恐怕會讓他講話的精髓消失殆盡。不單單是內容，這種將重點放在課程傳達上的做法，我不喜歡。如果能夠去中國，我寧願面對懂英語的聽眾講課，或者在講課後請人把我的課本譯成中文。”從信中透露的氣息來看，艾瑪·高德曼和巴金彼此對邵可侶都是相當熟悉的，知道此時的邵去了上海教書。
邵可侶教書的地方實際上是國立勞動大學，創辦於1927年，位於上海近郊江灣，是一所半工半讀性質的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學校。雖然李石曾表示隨時歡迎他到中國去，但介紹他來這所學校的人是吳克剛。據山口守研究，時在法國的吳克剛與在國內的沈仲九經常通訊，正好沈是籌辦勞動大學的負責人之一，於是請吳代為物色一外籍教授，吳以邵相薦，最終邵與吳同船來滬。吳克剛、沈仲九都是巴金的好友，畢修勺也在勞動大學教過書。此外，日本的安那其主義者巖佐作太郎、石川三四郎、山鹿泰治等人也曾被聘為講師。邵可侶來這裡，無論是政治信仰、專業背景甚至是社會關係上，都是較為合適的。
魯迅和勞動大學也有緣分。1927年10月25日，他受邀去該校演講約一小時，題目是《關於知識階級》。在演講中，他這樣說到：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11月7日，“午後往勞動大學講”。這一次魯迅是應校長易培基之邀，在該校開設文學講座課。每週講授一次，至來年1月10日辭講。
邵可侶對教書是認真負責的，也關心愛護中國的青年學生，筆者認為這是他的個性使然，也暗含著他對自身所信仰的社會政治理想的堅持。在邵可侶後來給夏炎德的《法蘭西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6月初版）所作的序中可知，他剛來上海時看到的中國是比較乏味的，但在勞動大學上了數星期的課後，卻感到一種深刻的愉快，因為這個學校的青年是勇敢的，而且不顧環境惡劣地奮鬥，認清學校最終的目標是在解放祖國——他在青年的理想中得到一種精神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後以研究經濟學名世的夏炎德應該在勞動大學上過邵可侶的法文班，一度鍾情的是西洋文學。徐懋庸就讀勞動大學附中時，教他們法文的也是邵可侶。邵選用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作為教材，徐讀後感動得熱淚盈眶，就起心翻譯這篇作品，並把它作為叢刊的刊名。盧劍波在上海國民大學學習時，組織“民鋒社”，復刊《民鋒》雜誌，繼續宣傳無政府主義，被上海當局戴上一頂“布林什維克化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帽子，雜誌遭查禁，人受通緝，幸虧邵可侶及時通風報信，他才躲過一劫。筆者發現，上海出版的知名英文報刊《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曾於1929年7月13日刊載過一條短訊息：6月27日晚，一隊市政警察無故盤問搜身從邵可侶家出來的幾位學生，還試圖拘捕他們，邵可侶挺身而出，說要是自己的客人被帶走，他也會一道隨同，最後警察只好將學生釋放。
在上海期間，邵可侶對中國社會開始了自己的觀察和理解。而這種觀察和理解，又是從他本人的政治信仰出發的，抱著前述“解放中國”的目標。邵可侶曾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過一篇關於沈定一遇刺的長文，時間是1928年9月29日，此時距沈案發生恰好一月。邵可侶對這位複雜的人物相當瞭解，稱他為社會主義者、學者和國民黨員，他甚至在當年6月到過浙江蕭山，親眼見證過沈定一的地方自治實驗，而這正是文章想要表達的重心。他對沈定一的作為評價很高，說他在蕭山的工作深孚眾望，是為實現革命社會目標所作出的切實嘗試，而這也是造成其死亡的真正緣由，頗有“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遺憾。在沈定一身上，邵可侶同樣是寄託了他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的。
1929年的晚秋，芹澤光治良和妻子離開法國，返回日本。漫長的旅途行將結束時，船開始進入上海的港口，在寒冷的冬天的早晨，邵可侶帶著陳君和王君前來碼頭迎接。芹澤光治良發現，邵可侶嘴巴和鼻子下面的鬍子全刮掉了，顯得很年輕，能嫻熟地指揮洋車走哪條路。邵可侶應該是住在虹口日人聚居區（按：書中稱是日租界，不確）裡一幢英國人所有的洋館的二樓。當天下午，季君、王君和邵可侶帶芹澤光治良拜訪了魯迅。芹澤光治良說：魯迅住在一條汽車進不去的狹窄的弄堂裡，在他看來，這是一間雜亂無間的陋室。魯迅住在二樓，發著燒，沒刮鬍子躺在床上，但抬起上半身跟他們逐一握手。先生似乎和邵可侶、季君等人很熟。他被先生溫厚的臉所吸引。先生對他立志成為作家表示鼓勵。第二天上午，芹澤光治良去參觀了王君的家庭工廠，王君告訴他這是一種社會革命。邵可侶後來對芹澤光治良解釋：王君所說的革命就是共產革命。他們只會在朋友面前吐露自己的信念，而且只限於法語。第三天一早，芹澤光治良乘坐的船出航，邵可侶等人又去碼頭送別。
芹澤光治良在上海的這段經歷很有意思。這說明，邵可侶雖然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的朋友甚至學生中間，不乏從事共產革命活動的人。王君的家庭工廠有可能是為革命籌措經費的地方。魯迅當時住虹口橫濱路的景雲裡十七號，居住條件確實一般，周圍的嘈雜時常影響其生活和寫作。這裡離邵可侶的住所應該相去不遠。檢視1929年的《魯迅日記》：12月1日，“牙痛”；7日，“似微發熱，服阿司匹林兩片”；14日，“似感冒發熱”；20日，“夜似發熱”。說明魯迅在該月確實身體抱恙，在此前後的各一月則不見生病記載。照此推斷，邵可侶他們此行的日期很有可能是在12月的某一天。不過，魯迅日記中沒有明確提及此事。
晚年邵可侶和芹澤光治良
四
大概在1930年，邵可侶可能是提前結束在國立勞動大學的聘期，去了南京的中央大學。當時勞動大學已經不再安穩。就在6月6日，教育部奉令停止勞動大學招生。9月24日，校長易培基遭免職。所以，邵可侶此時去中央大學，大概是環境變動所致。在芹澤光治良的書中，1930年的暑期邵可侶和遠道而來的夫人一起來到日本度假，提及邵可侶是和北京大學簽了合同，就住在北京（按：翻譯如此），這恐怕是不確的。南京和北平路途遙遠，當時又沒有高鐵，兩地兼職怕是難以做到。或許是作者的記憶出了偏差。
據《蔣碧薇回憶錄》，邵可侶在中央大學的宿舍恰好和徐悲鴻一家是對門。1929年5月，徐悲鴻和謝壽康兩家一起從上海搬到了南京，任教於中央大學。同年8月，蔣碧薇的父親蔣梅笙接受金陵女子大學的聘約，擔任國文及中國哲學史的課程。後來謝壽康辭去教職，就任立法委員，他原來所住的宿舍就分配給了邵。據蔣碧薇所述，邵可侶是李石曾的朋友，也是由李邀來中國的，知道他在法國有妻女，夫妻間沒有經過正式結婚手續，因為他們都信仰無政府主義。徐悲鴻看邵可侶單身在華，生活多有不便，就請他長期在自己家裡免費就餐。1931年1月25日的《申報》曾登載過蔣梅笙的一篇小文章《湯山記遊》，說的是1月18日戴志昂（按：據費麟所述，戴志昂當時系中央大學建築系學生，徐悲鴻在系裡教建築寫生和人體素描）邀請他們一家人去郊外湯山遊玩的開心事，同行人中就有邵可侶。就在這年，徐悲鴻還專門給邵可侶畫過一幅像。
1931年徐悲鴻給邵可侶的畫像
在蔣碧薇眼裡，邵有學者風度，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談吐風趣優雅，彈得一手好鋼琴，不時會去上海買些唱片送給同樣喜歡音樂的她。在長久地相處過程中，邵可侶對蔣碧薇產生了特殊的感情，遭蔣婉拒，不過雙方仍然維持良好的友誼。但邵心裡沒有放下蔣，1935年暑假，他由北平來南京旅遊，還去看望過蔣，對她說了這麼一句話：“你為什麼不到北京來，你知道那裡有一個朋友，他願意照料你和安慰你。”當時徐和蔣的感情已到破裂邊緣，邵不可能沒有聽說，但在蔣看來，異族通婚，要想幸福美滿，是萬無可能的。
五
邵可侶在中國的下一站是古都北平。筆者在網上找到一份“1932年度北京大學教授名單”，邵可侶名列其中。這可以佐證他開始任教北大的時間。聯經版的《胡適日記全集》第六冊和第七冊上有四處關於邵可侶的記載。前兩處如下：
June 11,1933
昨夜料理行裝，結束未了之事，直到今早六點半，就不能睡了。
七點三刻到車站，送行的朋友很多，寄梅、援庵、叔平、夢麟夫婦、叔永、洪芬、上沅、伯遵、Mon Reclus[邵可侶]、逮曾、胡筱溪、胡道繼、成之夫婦，等等。
……
June 12,1933
八點起來。
九點到濟南，車站上見著靜姍（朱經農夫人），我把Reclus託帶的東西給她。
……
這兩處所指之事是，1933年6月胡適自北平南下赴京和汪精衛密談，隨後由滬出訪美國和加拿大，10月回國。因此，11日車站送行隊伍頗為壯觀，邵可侶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國文化界的朋友圈就像漣漪一樣不斷擴大。文中的寄梅即周詒春，援庵即陳垣，叔平即馬衡，夢麟即蔣夢麟，叔永即任鴻雋，洪芬即孫洛，上沅即余上沅，伯遵即林恂，逮曾即盧逮曾，是胡適在北大文學院的秘書，成之即胡成之，是胡適的堂弟。關於邵可侶和蔣夢麟，《蔡元培年譜》中還有記載，時間是1934年6月19日：
復北京大學法國籍教授邵可侶函。北大原設有法、德、俄諸國文學系，蔣夢麟將其合組為外國文學系，邵可侶來函陳述不贊同之意見，覆函謂：中國中學多用英語，“要招習過法、德、俄文之中學生，甚為難得。若進大學後始習法、德、俄文，欲於四年後成一文學家，亦甚不容易。”“此事雖與弟初意相背，然因蔣校長與弟屢次討論之結果，弟亦不能不諒其苦衷而不欲再反對之。”
蔣夢麟對北大外語專業的這番調整，弱化了法、德、俄諸國文學系的地位，可謂動了邵可侶的乳酪，他試圖找蔡元培挽回局面，不過未果。全面抗戰後，邵入滇，去了雲南大學任教，而非西南聯大，恐怕和這次改革帶來的影響有一定聯絡。陳明遠的《那時的大學》一書裡列有一件史料——“國立北京大學核發薪金清冊俸給簿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份”，即1935年2月北大教師的薪水，其中外國語文系教授一欄就有邵可侶，月薪400圓，和朱光潛、蒯淑平、洪濤生、徐祖正同等，比梁實秋和周作人低100圓。這足以保證邵可侶過上較為優渥的生活，可以住寬敞的四合院——芹澤光治良稱之為“豪華的宅院”。
邵可侶還託胡適帶東西給朱經農夫人“靜姍”。據譚苦盦《“還剩舊時月色在瀟湘”——梅貽琦日記之“珊”》一文（見《掌故》第六集，中華書局，2020）考證，“靜姍”姓楊，本名靜山，梅貽琦對伊別有一番情愫，在其日記中又作“珊”“淨珊”或Z.S.，出現頻仍，在《吳宓日記》中則作“靜珊”，其實都是同一人。此後，楊靜山、梅貽琦和吳宓還會和邵可侶發生交集。
第三處記載是次年的3月25日，當天是星期日，邵可侶夫婦一起來拜訪胡適。這可以證明邵可侶的法國夫人當時也在北平。據楊周翰憶述：他於1933年進北大英文系，一直呆到1936年3月，當時的系主任是梁實秋，邵可侶教法語，他給每個學生起一個法國名字，常常帶實物上課，有一次帶了夫人來作“教具”，教有關“夫人”“妻”等詞彙。他用的是直接法，從不教語法，所以學生的語法概念極差，但發音、音調較好。第二年就用他編寫的法文文學讀本。這剛好可以和胡適日記相互印證。非常有趣的是，楊周翰對邵可侶教學方法的評價可謂和愛瑪·高德曼如出一轍。作為教材使用的法文文學讀本，當是邵可侶選注的《近代法國文選》，徐悲鴻題名，蔡元培和謝壽康作序，共收名家文70篇，最早由中華書局於1932年8月出版，此後再版多次。大概是1933年，金克木拿著這本書去北大旁聽邵可侶的課，兩人結下很深的緣分。在邵可侶的幫助下，金克木的法語水平提升迅速。1942年夏，在軍隊服役的西南聯大學生許淵衝想要復學，溫習法文時也用這本書。何兆武先生在《上學記》中也說，這本書不僅是他在西南聯大二年級時的法文教本，在湖南教中學時也陪伴著他，認為它是當年法文教本里的《古文觀止》。後來，邵可侶又編寫了另一本教材《大學初級法文》，金克木在其中出了很多力，1937年4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教材想必重視起語法教學來了，長期暢銷不衰，到1948年8月已出至第十版。
至於第四處，已經是1937年的1月10日，邵可侶來向胡適辭行，應該是要出遠門，但去哪裡，胡適並沒有交待。不過這一點在《吳宓日記》裡能找到答案。是年10月29日上午，邵可侶拜訪吳宓，吳在日記中特以小字附註“本年八月，由法國回”。31日晚，楊堃、張若名夫婦招宴於永華園飯莊，到者皆法文會同人，孫福熙夫婦、曾覺之夫婦等亦在座，邵可侶“述回國所見，及中學計劃之作輟”。孫福熙是美術家、散文作家，其兄即孫伏園。11月4日晨，吳宓由平赴津，“車將開，邵可侶來，贈滷雞一隻，並送上火車而別”。不久，吳宓隨校南遷昆明。但邵可侶和他的緣分才剛開頭。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邵可侶的伯祖也就是哀利賽·邵可侶的鉅著《人與地》歷經多年翻譯後，終於在中國面世。在1936年10月4日的《申報》上，文化生活出版社曾刊出關於“新編叢書四種預告”的廣告，其中有哀利賽·邵可侶著、鄭紹文譯、吳克剛校的《綜合史地叢書》，實際上是將《人與地》分為24冊銷售，這樣讀者既可單獨購買，合起來則是全本，全書字數達二百萬，兼附精美插圖。雖然廣告稱當時第一、二冊已經付印，“期以一年內出齊”，但筆者在舊書網上找到的第一冊即《人與地》的初版時間是1937年2月，有蔡元培和吳稚暉分別作序，說明單憑廣告語是不足信的。因為抗戰全面爆發，只出了7冊，另外6冊分別為《社會進化的歷程》《社會組織的演進》《伊蘭尼亞與不達米亞》《腓尼基與巴力斯坦》《埃及與阿比尼西亞》《希臘》。鄭紹文即畢修勺的筆名。無論是巴金、畢修勺，還是吳克剛，都是留法者，都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細究，後人容易誤以為這些中譯本的原著者是雅克·邵可侶。
六
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使邵可侶脫離了原來的生活軌道。1938年4月底，芹澤光治良從日本神戶坐船先至天津，再赴北平找邵可侶，卻被告知雅克早在兩週前已經前往雲南。1939年3月21日中午，風塵僕僕的邵可侶抵達昆明，吳宓陪他一塊午餐，幫他擬電文，去郵政總局拍發給湖南的黃淑懿女士，接著又一齊去拜訪蔣夢麟等人。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邵可侶和吳宓成為至交，西南聯大時期的《吳宓日記》中關於兩人之間交往的記載相當豐富，直至1944年9月吳宓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有賴於此，邵可侶寄居春城的生活史得以相當程度的“還原”。
初到異地，邵可侶首先得設法安頓下來。他沒有如筆者想象的那樣任教於西南聯大，而是去了雲南大學。《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一書裡註釋邵可侶是聯大法文系教授，是不確的。邵可侶一開始住北門街78聖書公會的房子，在其客廳裡，吳宓曾翻閱美國小說《飄》和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後來就搬去了雲大校內。3月24日下午，吳宓訪雲大校長熊慶來，以邵可侶奉中法教育基金會派在該大學教授法文，求增給薪金，未允。25日，葉公超來告，說聯大不擬聘邵可侶加授法文。可見，相比北平時期，邵在雲大的待遇要低許多。1940年4月2日，孫鳳竹在給愛人張宗和的信中，考慮張宗和是否去雲大時，也擔心“雲大薪水小，雖然一個講師，也許拿的錢還沒有在宣威多，且昆明物價高，應酬也大，錢也許不夠用”。所謂的中法教育基金會，系在法國退還庚子賠款的基礎上成立。據葛夫平研究，基金會僅從1931年至1938年，就曾給予邵可侶國幣27600元和美金1254元的教育津貼。邵入雲南大學，也有此背景。吳宓要求為邵“增給薪金”，而熊慶來未允，是否意味著邵其實並未獲得雲大的正式聘任，雲大隻給他很少的薪水，而主要依靠中法教育基金會發給他的津貼？《吳宓日記》中直至1943年1月24日，才明確說邵已獲雲大聘任，月薪$2000，而新、舊法國均可予以津貼。北平的中法大學南遷昆明後，邵可侶也在該校兼過教職。
邵可侶還在法國駐昆明領事館負責新聞處的工作，吳宓在日記裡說到幾次。這份工作可以貼補一些家用。有一次，他和領事康棟因為錢的問題起了矛盾。1942年9月18日，吳宓為邵可侶翻譯警告法領事康棟廣告，隨即送出。吳宓在日記裡以小字註明，這則廣告20日在《中央日報》（按：其實是昆明版的《中央日報》）登出。根據此條線索，筆者聯絡上雲南省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對方幫忙拍來照片，果然有此廣告，名為“駐昆明大法國領事康棟先生尊鑑”。大意是自1月份起，薪水即被無故扣留，多次書函也無回覆，只好登報啟事，況且物價飛騰，需要養家餬口，希望能在中秋節前全數領得。到10月2日，吳宓訪黃淑懿，“知法領已送侶春季薪$6000”。看來，領事館的薪金拖欠問題相當嚴重，邵可侶仍然沒能把錢全部要回來。同時，邵可侶還為自由法國工作。1942年2月4日，吳宓在邵可侶家裡曾見自由法國的軍官（入越聯絡員）。8月15日，吳宓還去過位於小吉坡四號的“自由法軍辦事處”，邵可侶正忙於編稿。何兆武在《上學記》中也證實邵可侶“又是戴高樂將軍反抗德國法西斯的‘自由法國’（後改名‘戰鬥法國’）的代表”。
邵可侶很想為戰時的中國社會出點力，他能想到的途徑是辦一所學校。前文提及，1937年10月31日北平聚餐時，他就說過“中學計劃之作輟”，似乎表明內心有此想法，但遇到困難擱置了。他到了昆明後沒有死心。1939年5月16日，他給蔡元培寫信，言在西南設立中學問題，31日蔡元培回函。回信具體內容不知，總之他的中學計劃改為設立一難童學校。校址是位於昆明城外的呈貢烏龍村。8月24日晚，邵可侶夜訪吳宓，兩人又去找王般，勸其留下來作難童學校籌備處的職員，對方沒有同意。9月10日，邵可侶示難童學校計劃書。這都可以說明學校的籌辦程序。到了11月19日，吳宓陪葉公超訪邵，知張起鈞率難童20人（16男，4女），明晚到。可見，此時難童學校已經正式開辦。接下去，又訂立學校的“董事會章程”，將校名改為“友仁難童學校”。學校的創設得到了梅貽琦的支援，曾多次在梅宅開校董事會議。學校校長一開始似為張起鈞，1940年11月，張辭職，由孫福熙接任。據吳世勇編的《沈從文年譜》記載，是年秋，住呈貢龍街的沈從文和張兆和都曾去難童學校義務授課，一個教國文，一個教英文。但學校很快因為經費問題陷入危機。為了維持下去，身為中法比瑞文化協會名譽理事的邵可侶，1940年曾特地致函協會理事長、蔣介石的親信毛慶祥，請向蔣夫人乞助。經協會代為設法，獲得一定補助。但困境未被徹底扭轉，1941年2月5日，孫福熙來，告吳宓學校財盡和學生滋鬧事，要見梅貽琦。後幾經周折，2月19日由教育廳長龔自知訓令呈貢縣長李悅立處理鬧事學生。眼看學生難管，甚至揚言要毆打孫福熙，經濟上又捉襟見肘，孫福熙和吳宓不得不打了退堂鼓。吳宓多次勸邵可侶，將學校停辦。到8月，難童學校最終停辦。
相較辦學理想的破滅，邵可侶的感情生活卻多姿多彩——他另組了家庭。物件不是別人，正是前面提及的黃淑懿。1939年7月8日晚，邵可侶在護國路柏廬酒館宴請黃淑懿的母親、妹妹及妹夫孫承諤，另外一位妹妹及妹夫未到，吳宓受邵委託，早早去張羅點菜。8月5日晚，二人於梅貽琦的宅子裡舉行婚禮，擺酒五桌，熊慶來證婚，吳宓和楊靜珊（即楊靜山）為介紹人。二人婚後，仍住雲大校園，單身的吳宓常去串門和蹭飯。吳宓有時忍不住將新婚夫婦的恩愛和自己磕磕碰碰的感情境遇作對比，未免心裡發酸，如8月26日，吳去他們家裡小坐，覺得自己“十載經營未有家”，這輩子是比不上邵可侶了。
此時的芹澤光治良和邵可侶斷了聯絡。但好友結婚的訊息還是傳入了他的耳朵。有一次他在能樂劇場，碰見石川三四郎親戚的女兒A子，對方告訴他，回日本前，特意去了雅克在北平的家，見到了雅克和他的妻子。雅克對A子的光臨沒有表示喜悅，讓後者以為是他妻子妒忌心很強。芹澤光治良問A子，雅克能一直待在北平嗎？A子說：“畢竟他到雲南疏散過，說隨時都可以疏散……我也不知道，可能又去了雲南吧。”A子的話打亂了芹澤光治良的思緒，他覺得雅克對A子不鹹不淡，除了其妻子的妒忌心，還有可能是日本人過來訪問讓他感到為難，他不免想起遠方的克魯那李桑夫人現在怎麼樣呢？《吳宓日記》中自1939年12月24日後，就沒有邵可侶夫婦的記載，直到第二年的2月17日，稱夫婦倆“自港、越歸”，前後將近三個月。兩相對照，很可能這段時間邵可侶夫婦去了一趟北平。
1941年8月5日，邵可侶夫婦的幼女Magali首次出現在《吳宓日記》，當天吳和她一起玩耍。一週歲多點的她正是咯咯直笑、蹣跚學步的時候。吳宓很喜歡Magali，經常逗她玩，1942年4月4日兒童節那天，還買了冠生園糖果一小籃送她。小傢伙越長越機靈，在吳宓面前也是沒大沒小。1943年1月1日，邵可侶夫婦請吳宓等人吃午飯，Magali呼“Wu Mi-”凡57次。吳宓不禁懷疑自己的享年是不是隻有57歲。2月6日，扶Magali上樹。2月11日，又扶她騎腳踏車。1944年4月12日上午，吳宓在邵家樓下一邊讀書一邊等飯，Magali來嬉戲，吳宓讓她安靜點，小傢伙不高興了，說：“若如此，再不許你在我們家中吃飯。”吳宓有點下不來臺，勉強正色答：“你不能管，爸爸媽媽要請我來吃。”到了中午，邵可侶夫婦喊吃飯，Magali又極為張羅歡迎。吳宓評價道：“黠哉！”估計他怎麼也想不到，就是這個可愛的Magali，將來有一天會和自己的父母別離，甚至產生深深的隔閡。
七
據《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1946年5月12日晚，應邵可侶夫婦之約，梅貽琦至厚德福聚餐，客有張溥泉、徐悲鴻夫人、法領事夫婦等。說明此時邵可侶夫婦尚在昆明。邵可侶和徐悲鴻私交一直不錯。1942年4月30日，邵可侶曾帶吳宓和徐悲鴻一起吃飯，並在雲大寓樓觀其畫、讀其詩。1945年12月31日，曠日持久的徐蔣感情糾紛終於在重慶以一紙離婚協議收場，此處的徐悲鴻夫人當是廖靜文。
接下去，邵可侶返回北平，度過其在華的最後數年時光。據梅蘭芳先生的第五子梅紹武回憶：他於1947年暑假報考燕京大學西語系，成功考取。學生一般主修英語，但必須選擇一種第二外國語，他同時選修了法語和德語，而法語老師正是邵可侶，學期三年制。他仍然會給學生起法文名字，教學嚴格，在課堂上絕不許學生用中國話或英語回答問題。他的法語每週上五節課，頭一二年攻讀語法，第三年以雨果、巴爾扎克和莫里哀的作品作為教材。比起北大學生楊周翰的時代，邵可侶的法語教學早已駕輕就熟。1948年，邵可侶還兼任燕大音樂系的鋼琴教授，“教課時他從容分析鋼琴曲的風格，並間插以因傷指而不是挺完美的示範演奏”，“他課後請同學到他家裡聽唱片，邊聽邊啟發，使學生對鋼琴曲風格的理解大有長進”。不知他的中國學生是否瞭解，他們眼前這位老師的最初夢想是當鋼琴家呢？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中西方關係的日益緊張，邵可侶發現自己和許多在華的外國人一樣，成了“多餘的人”。藉助日本學者山口守的文章所獲得的提示，日本另外一位學者米原謙曾專門研究過邵可侶致石川三四郎的信札，以此為基礎寫了一篇關於他的小傳。文中細緻描繪了邵可侶被新政權強制驅逐出境前後的苦惱。儘管邵本人對共產革命“並不持否定態度”，且妻兒均系中國人，但像他這樣擁有安那其主義背景的外國教師在新中國也許並不受歡迎。
1951年初夏，芹澤光治良經瑞士來到巴黎，終於見到了闊別多年的克魯那李桑夫人。此時的夫人已經完全是老太太的模樣，原來金色的頭髮變髒，腿腳也不便，親生兒子移居美國，養女在德國對倫敦的轟炸中死去。她就住在Robinson附近的一幢水泥公寓裡，原來的木頭老房子已被邵可侶的哥哥賣掉。夫人第一次向芹澤光治良講起她對雅克的愛情。由此，筆者才知道：原來，胡適日記裡1934年夫人來到北京時，她和雅克對中國的理解很不一致，雅克已經一心想成為一箇中國人，回到巴黎後兩人之間更加頻繁地寫信，實質上這是彼此本能地感覺到愛的危機的結果。原來，吳宓日記裡1937年雅克回到法國時，她已然明白，雅克離開她是自然的事。當雅克要回北平的那天，她對他說：“只有在你感到幸福的東西里，才能找到我的幸福。”原來，1947年夏，邵可侶和黃淑懿帶著Magali回來過，他們計劃讓孩子在法國接受教育，她把自己的房子讓給他們住，她甚至表示願意代為撫養Magali。但當他們於10月上旬臨走時，又突然變卦，把孩子帶回了北平。原來，1949年底或1950年（按：筆者認為很可能是朝鮮戰爭爆發後），邵可侶和黃淑懿就被命令離開中國，女兒必須留下。邵可侶去了香港，還去過澳門，尋找各種關係，想讓女兒跟著他們一起回法國，沒有成功。她知曉此時的雅克身上已經沒錢了，於是把家裡中國藝術品送入巴黎的古玩店轉手掉，換成錢。
又過了兩年，芹澤光治良突然接到邵可侶的來信。信中說：麗麗（按：即克魯那李桑夫人）幾個月前安然去世了，他也打算近期離開這裡，在某個地方找工作。
1959年夏，芹澤光治良去德國法蘭克福參加世界筆會。克魯那李桑夫人的老朋友告訴他，夫人生前立下遺囑，把所有的財產都贈給雅克。老朋友對此很不理解。在巴黎，有一天邵可侶終於打來電話，約芹澤光治良見面。此時的邵可侶神采不復當年，又瘦又老，他和黃淑懿的打扮在遊人如織的巴黎街頭顯得如此格格不入。他說，他們一直在鄉下，到巴黎沒多久，最近才在鄉下一帶找到了破房子，妻子在小田園裡種菜、養雞，他在鄉下政府找到了工作，但不用定期上班。星期六中午，芹澤光治良帶著女兒去Robinson的公寓作客，私下對雅克談起麗麗的付出，覺得雅克的回答令人無語和失望，因為想不到雅克說麗麗不理解中國，也不理解他。黃淑懿準備了中國菜招待他們。吃完飯，一提起自己在北京的女兒，雅克就陷入了無窮的悲傷。黃淑懿說，兩年半前，她去過北京，和女兒一起生活了一年多，試圖用母愛感化她，但是沒用，說堅決不回到法國那樣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後來，雅克開車送他們到地鐵口，又說起滿肚子的委屈，眼淚流到了他那消瘦的臉上。芹澤光治良答應幫忙。——這也是1961年芹澤光治良見到巴金時，提起邵可侶女兒的原因。
《人間的命運——致巴金》一書的附錄儲存了邵可侶女兒問題後續處理情況的信函。1961年11月5日，中國作家協會給芹澤光治良回信：
巴金、冰心兩先生曾先後寫信來委託我們，代為了解法國邵可侶先生女兒的情況，以便從中勸其到法國去。現經瞭解，邵可侶先生的女兒（已改名孫立先）不願去法國，其志甚堅。謹代巴金、冰心先生函覆您，特請見諒，並請轉達貴友邵可侶先生。
12月14日，巴金又覆信給芹澤光治良：
謝謝您的來信。當時我正在黃山休養，我請人把來信和邵可侶先生的信函轉給（我自己沒有留下地址，因此也未能早寫回信，請原諒。）劉白羽先生，託他在京就近辦理。北京的回信來了，同時聽說您要率文學家代表團來華訪問，我打算在上海接待您並同您面談邵可侶先生令嬡的事，後來我在上海見到崛田善衛先生，才知道您因病未能啟程，臨時改由崛田先生擔任團長。我和崛田見面談起在東京會議前後的那些日子，感到非常親切，只是沒能見到您，覺得遺憾。八個月前我帶著您的深情厚誼回到中國，您的聲音相貌至今還印在我的心上。關於邵先生令嬡的事我已經對崛田先生面談了，我還請他帶給您一個小小的紀念品，禮物雖很微薄，可是情意很深，務請哂納。天氣漸漸冷起來了，東京大概已經下雪了吧，請您特別保重身體希望在短期內見到您。
為了邵可侶女兒的事情，巴金和冰心都盡了力。冰心也為此事出面，不知是否也是受了芹澤光治良的委託。據巴金《出訪日記》，冰心也參加了1961年東京會議。此外，抗戰時期，吳文藻在雲南大學也待過相當長的時間，兩家人應該相識。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已經改名為孫立先的女兒始終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看法，不想和父母恢復正常的聯絡。父母離開中國後，她應該一直住在邵可侶的連襟孫承諤家，故改姓孫。
1962年10月3日，巴金給芹澤光治良寫信，裡面談了拜讀《人間的命運——致巴金》一書後的感受。他說“有些書中人我也見過，像石川三四郎、者爾耐利孫夫人（按：即克魯那李桑夫人）和雅克·邵可侶，因此讀到您的私小說，我感到格外親切”。
正如忘不了他的女兒一樣，邵可侶實際上始終心繫中國。他不甘心只在鄉下政府隨便找個差事，他的理想仍然是理解和研究中國。他後來在法國高等實踐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做過一份漢學文獻評論刊物的編輯。筆者在《羅香林論學書札》一書中找到1960年5月22日，羅香林就中國人口問題資料書復邵可侶函：
前奉三月三十一日大教，敬悉大駕於八年前離中國大陸，安返巴黎，至慰。弟亦於一九四九年，自廣州移居香港，旋由香港大學聘授中國歷史。一九五六年，嘗赴巴黎，出席國際漢學會議，得見戴密微（Prof. P. Demieville）、白樂日（Prof. E. Balazs）、於儒伯（Prof. R. Ruhlmann）、鐸爾錳（Mr. A. d’Hormon）（按：即鐸爾孟）諸教授及居留巴黎之中國學者多人，獲益良多，惟是時以未明閣下住址，未及訪晤，良以為歉！承示欲收集與中國人口等問題有關資料。弟目學無多，深愧無以奉答高深。惟前見許仕廉牛鼐鶚二君，於一九三0年曾合撰《關於中國人口墾殖種族諸問題中英文書目》（Bibliography in Population, Race, Colonization and Migration）一篇，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所刊社會學界，第四期發表（有抽印本發賣），所舉各專書及論文，尚可參考。特不知巴黎各圖書館，藏有該刊否耳？至香港大學所出各書，則經另囑出版部寄上目錄一份，想已到達，邇日閣下任教何校，與前在北京諸友人常通訊否？得便啟示知一二，為禱！專此奉復，並請道安。弟羅香林敬復。一九六0年五月二十二日。 另寄上拙作《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及《蒲壽庚研究》各一冊，乞賜指正。
由覆函可知，邵可侶曾於3月31日寫信向舊識羅香林請教中國人口等問題的相關資料，羅香林予以熱情幫助。說明邵可侶此時很可能就在法國高等實踐研究院任職。1971年，巴黎第七大學成立後，邵可侶在那裡教中國語言和文明的課程。據Magali後來憶述，她父親還從英文翻譯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與母親黃淑懿合作翻譯出版了許多中國清代及現代文學作品，還出了一本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著作。
至於邵可侶和女兒能否相見，只有時間才能給出回答。芹澤光治良在書中也分析過，為何當時女兒不認自己的親生父母。他認為雅克可能沒有用寬容的心態去理解女兒的決定，只是盲目地認為她是受到了共產主義教育的影響，還有一種可能是她對自己是混血兒感到厭煩，這些都會增加其對父母的憎惡。筆者認為，另外一大原因是中法關係的影響。在印度支那問題和阿爾及利亞問題上，中國政府向來是支援這些地區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因此法國的國家形象在中國人眼裡長期是負面的。1964年初，中法兩國正式建交，這必然會產生多重積極影響，比如Magali會改善對法國及親生父母的認知，比如邵可侶有關中國的學識會更吃香。很可惜，“文革”接著爆發。一直到1979年，中國重新走向開放，Magali才去巴黎，見到父母。故事到此終於有了一個喜劇的結尾。1984年，邵可侶去世。
中年邵可侶
八
因為時間和個人水平的原因，對邵可侶的考證只能告一段落了。雖有心去查詢，往往只得零星半點，勉強綴成一條說的下去的時間線。有的材料想要而沒有得，有的內容還有待進一步補充，有的地方或許還存在錯訛。只能等將來再作修補。作為一個在中國生活二十餘年的法國人，他留下的歷史印跡想必還能撿拾出許多，筆者借他人之言對他所作的描述，不過是吉光片羽罷了。明明有如此多的喜怒哀樂、五彩斑斕，最後都歸於寂滅。這還算是不錯的，更多的人怕是湮沒無聞了。尋找邵可侶的過程，如同駕車行駛在一條沒有盡頭的或明或暗的歷史隧道中，在迷離中捕捉某種真實感。
邵可侶熱愛中國，本來他應該是像溫德那樣預備老死在這個國家的。美國學者伯特·斯特恩寫的傳記，分析了溫德為何不願意離開戰時中國的理由：在早先的歲月中，北平就像某種意義上的應許之地，對於溫德這樣浸淫在人文主義的西方人而言，生活在中國，就等於生活在一個用想象建構的異邦，在這裡各種象徵符號都飽含道德、情感和美學力量；此外，他能感受到作為先鋒的滿足感，他知道自己正在做某種意義上的先驅者，將兩種異質文化糅合在一起，以等待第三種全新文化的到來；他在中國得到的禮遇，是在世界其他方不可能奢望的，特別是中國人的友好；他能看盡中國人苦難的最深處，儘管有許多不美好，但他也不願離去，如同紀德《普瓦提埃的被隔離者》中的女主人公一樣，寧願選擇被幽閉的命運。筆者認為，這幾點按在邵可侶身上也不為過。
都說時間無情，但它又不乏溫情。它讓邵可侶經歷了人生的“陰晴圓缺”，也讓筆者得以認識一群可愛的人物，並將邵可侶致巴金的信和芹澤光治良書中的那兩封信“合璧”。在筆者看來，邵可侶有遺憾和困惑，剛來中國時滿懷理想和抱負，大多數時間卻以教法語為主業，最後不得不拋下女兒黯然離去。但邵可侶又是幸運的，他的家族以及他本人影響了許多優秀的中國人，這些人包括他踏足的這塊大地又給予了他二次生命，可謂彼此成就。他有終身愛他、為其傾盡所有的夫人，晚年如願能和女兒團聚，見證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積極變化。他的名字，終究和近現代中國史和中法的政治、文化、教育交流史聯絡在一起了。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