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讀了詩人翟永明的文章《林徽因在李莊》，平緩的敘述與少見的乾淨筆觸裡，其實多少透露了女詩人的“情境認同”，一種儘量剋制的傷感，仍然在敘述的字裡行間悄然釋放，直到某個突然的盡頭。後來，再讀到陳岱峻先生的全景式描述，不禁對李莊產生了些許神往。畢竟，到了40歲這個年紀，本不應該將一個人與一個逗留之地強行聯絡起來，山川依舊，人去屋空，如此而已。但情緒並不尊崇這個法則，很多地方，不就是因為一個人的足跡，或者僅僅是一個人名就被人們銘記一生的嗎？
2005年春，詩人李加建應邀為李莊撰寫畫冊《人文李莊》的文字，我作為本書的特邀編輯，前後去李莊七八次，少不了也到月亮田的“林梁故居”看看。記得一天中午從席子巷去月亮田，機耕道上有一輛拖拉機壞了，塞住了道路，我們只好棄車步行。機耕道上滿是赭紅色砂岩和鵝卵石，被黏土膠合，吸滿了暑熱，走在上面就像走在蒸籠裡。偶爾有江風打過來，蘆蒿搖曳，太陽在田裡亂閃，水稻的氣味兜頭而下。見一小排農家瓦房，小學老師王榮全對我說，那就是張家大院。
我看陪同我們的王榮全老師，是土生土長的李莊人，他的嫂嫂李淑華當時就經常為營造學社提供蔬菜、瓜果，等等，日子一長，油鹽柴米、問藥買茶，幾乎成了營造學社在本地的代理人。往事從王榮全口裡流出來，宜賓話的爆破音，宛如頂破石板的竹筍。
沒有人進一步說明月亮田的準確含義。當地秀才左照環先生認為，是曾經有一塊彎曲如月的水田而名之。它位於李莊鎮子西面，依山臨水，一邊是緩慢而降的“柑子坡”，柑橘的燈籠在尋找月亮的蹤跡；另一邊是泥褐色的滾滾東去的長江水，空氣中瀰漫著大江的水腥味。在依山一側，宜賓特有的修篁直插天穹，並不規整的稻田像破碎的鏡子，疊光返照，構築著一派田園景色。
上壩月亮田當然不止一個張家大院，四周散落著碉堡式的幾幢民居。如今在層層稻田、蔬菜地圍合下，只剩下孤立的呈L形的一小排平房。張家大院的正房基本保留了原貌，租借給營造學社側面的兩個小院沒有了，那些一直搖曳在回憶錄裡的香樟樹、芭蕉林、桂圓樹也已不存，那棵桂圓樹曾經綁了一根大竹竿，供營造學社的老少晨練，更為日後古建築測繪作升屋上房的必會技能。值得慶幸的是營造學社辦公室和部分宿舍的建築基本保持了原貌。在兩扇新做的木門兩邊，連線板式的木牆；粗大的木柱間以篾條、泥巴、碎穀草、白灰泥修築成的串夾壁，最大的一間是工作間，光線並不好，全仰仗玻璃亮瓦。裡面擺放著粗糙的四方桌和長板凳，但據說只有那張靠窗的書桌才是當時的舊物。屋後有一方小天井，雜草橫斜，時間的青苔將鋪路的石板蓋了個嚴嚴實實。
正廳左邊是梁、林的臥室，地板朽壞，一走就吱嘎吱嘎叫喚，來人不得不放輕腳步，不願驚起沉睡的塵埃。在我們來時，已經有幾個遊客在此徘徊流連，男人們做著悠長的深呼吸，似乎想盡力吸入空氣裡瀰漫的氤氳。但遺憾的是，由於此屋長期被農家用來堆放澆灌農具，空氣裡倒是有一股宿糞的味道，這就有佛頭著糞的意味了。透過窗戶，並不能望見大江，也聽不到江濤的低鳴。我想，這對一個心情並不好的人來說，反而是好事。我不由得推測林徽音將“音”改為“因”的心機。“徽音”出自《詩經·大雅·思齊》“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就是說：大姒繼承好遺風，多子多男王室興。“徽音”即美譽之義。為避免與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相混淆，1935年以後，林發表作品就改署“林徽因”。她的理由不大像出自一個弱女之口，說是出自一個少不更事的理想主義者恐怕更為合適：“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誤為林微音的，只怕日後把他的作品錯當成我的。”這種脾氣，就像冰心寫了一篇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諷刺林徽因，林徽因就從山西帶回一罈陳年老醋，立即叫人送給冰心消受一樣。韓石山在傳記裡感嘆：“對林徽因這個人來說，改叫徽因或多或少減少了些叫徽音的韻致，假若世上真有韻致這回事的話。”（《徐志摩與陸小曼》，團結出版社2004年1月版，24頁）而著眼於林的心性，韻致早已吹氣如蘭，揮之不去，即使名字少些韻致，但韻致又哪裡是一字之易就更增刪的呢？不過，這“因”字偶然被林拈起，倒是暗合了因字的本義，就是“茵”的本字，指坐墊，車墊，像人在車席子上，當然了，理解為芳草茵茵、氣息氤氳也可。改名已經十年，十年足以抵百年塵夢，在李莊的歲月裡，林徽因陷入了潮溼、悶熱、音訊阻斷的境地。“太太的客廳”“金童玉女”之類，已經隨山坡上的嵐煙消散。月亮田，並沒有因為麗人的到來而南山悠然。
營造學社入住李莊後的第一個考察目標，便是川南的僰人懸棺。距李莊約二百多里的興文縣曹營鄉的蘇麻灣和珙縣麻塘壩，是僰人懸棺的集中區。1941年春，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陳明達一行來到曹營鄉的蘇麻灣，斧削般的陡崖上，不時有大鷹盤旋，蔚為壯觀。學者們為懸棺之謎展開了各種推測，林徽因說，這些謎還是留給後人去解開吧。其實，無法經歷的事，對陌生者就是“謎”。1942年，林徽因在大足石刻考察中偶感風寒，回李莊後肺病加劇，一躺，竟然就是4年。
林梁偶爾心情好，會出去散步。在田埂上散步。儘管西裝不再挺括，但梁仍然保持紳士風度，因為他挎著當地十分罕見的相機。開始階段，林一直穿素色旗袍，松綰頭髮，江風迎面一吹，站在秧田裡的農民就直起腰桿，看這流動的風景。由於口音關係，當地人不明白他們的問詢，只好憨厚地笑。他們大度地點頭致意。一般來說，他們不會走太遠，這主要是林的身體。肺病，這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病症，幾乎成了一種“文化病”。當然，這倒不是說窮人就與此無緣。但當地人很清楚，在封閉的窮鄉僻壤，得肺病的人的確甚少，而文化人的每一聲咳嗽，總會在古典的海棠前，增添一絲觸目的血痕。郁達夫甚至在《沉淪》裡予以了美學化的比興：“他想把午前的風景比作患肺病的純潔的處女，午後的風景比作成熟期以後的嫁過人的豐肥的婦人。”就不用說36歲即逝世的劉師培了，後來的高君宇、瞿秋白、魯迅、蕭紅、郁達夫、柔石，連徐志摩早期慕渴的聖女——英國小說家曼殊斐兒（現在譯作曼斯菲爾德）35歲就死於肺病。徐志摩只見過曼殊斐兒20分鐘，他稱之為“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曼氏之死一度讓詩人痛心疾首。如今，他摯愛過的林徽因再次置身於肺病，真不知是否是天意的作弄。
（來源：《成都筆記》蔣藍/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