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於今已式微，海王村店古書稀。
如何碧眼黃鬚客，卷盡元明版本歸。
——瞿兌之
在文學家瞿兌之的著作中，儲存著一則有關民國初年琉璃廠書業的珍貴史料，“琉璃廠鋪有兩三種不同之性質，一種乃舊縉紳賣闈墨，替新科翰林賣字，替會試舉子制辦書籍文具者。此種鋪家，一自科舉廢而帝國亡，於是改販教育用品，變成一種不新不舊、不倫不類的奇異現象。卻不要看輕此種商店，北方几省學校書籍，大都由彼經手。”作者兒時即隨其父瞿鴻璣定居北京，對京師的風土人情、街道變遷諳熟於心，親身經歷了清末以降琉璃廠書業的興衰浮沉。那麼，就讓我們從瞿兌之先生的回憶出發，走進琉璃廠，一同領略近代北京書業的歷史變遷。
雪中琉璃廠 張儒剛繪
琉璃廠
善本漸稀：舊書業的式微
據《琉璃廠小志》記載：“琉璃廠，遼時京東附郭一鄉村耳。元於其地建琉璃窯，始有今名。”自清代乾隆朝以降，北京的書店和字畫、文具等行業逐漸匯聚於琉璃廠一帶，帝都文人、進京士子無不來此訪書，這條小巷成為了北京乃至全國的書業中心。
經學家洪亮吉在《十五夜琉璃廠步月》中寫道：“一市人如海，塵從隙處穿。帷車排巷窄，社火壓場圓。濁酒呼朋飲，奇聞借客傳。欲尋容足地，飛爆向肩然。”雅緻的環境也非常適合文人清談的品位，“書店門面，雖然不寬，而內則曲折縱橫，幾層書架，及三五間明窗淨几之屋，到處皆是，棐幾湘簾，爐香茗碗，倦時可在暖床上小憩，吸菸談心，恣無拘束。”
遺憾的是，1900年庚子事變發生後，在全球範圍內印刷技術革命以及國內廢科舉、興學堂等多種制度性因素的共同影響下，琉璃廠的舊書業明顯衰落。特別是在1905年科舉制度正式廢除後，《十三經》《全唐詩》等國學典籍的銷量大減，“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購置外，餘幾無人過問”。文光樓、富文堂等老字號書店所售的宋元珍本也鮮有國人問津，卻大量被歐美及日本商人購得。來此購書的文人士子主要關注各大書店從上海販運來的西學新書，甚至手持梁啟超所列《西學書目表》按圖索驥。
時至民國，琉璃廠的古書業更顯蕭條。自乾隆、嘉慶年間即來此經營、獨佔半壁江山的江西商幫悄然解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新式書店逐漸取代老牌書局的市場地位。正如瞿兌之所述，各大書店紛紛轉賣銷路更好、成本更低的學校用書。悠長曲折的琉璃廠街見證了清末民初北京書業的興衰浮沉。
譯本盈架：新書業的興盛
印刷技術的更新驅動了新書業的發展。1832年石印技術傳入中國，1876年我國第一家石印所在上海徐家彙土山灣印書館試辦成功。三年後，英國商人美查在上海創辦了著名的點石齋印書局，首次採用照相縮印技術翻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佩文韻府》等木刻古籍。
因其裝置操作簡便、印刷速度快、成品質量佳，加之此時進口機制紙的價格一再下降，石印術逐漸取代了雕版印刷術的主導地位。以趕考舉子常用的《康熙字典》為例，採用石印法印刷的字典，每部售價在一元六角到三元之間，而採用木板大字刻印的線裝本，每部售價在三元至十五元之間，且體積較大，不便於旅行攜帶。
1895年到1905年正是石印技術的繁盛期，作為時務新書編譯出版的重鎮，一大批石印書坊在上海建立，並紛紛在琉璃廠設立分號。晚清著名學者、浙江官書局總辦俞樾在日記中寫道，乘坐招商局的海晏、海定二輪（船）由上海赴天津僅用約70小時。由此可見，一本石印的《康熙字典》從上海四馬路書坊印出，經客輪或鐵路運送至天津，再轉送至北京琉璃廠，全程大約需要五六天，便捷的物流渠道進一步強化了新書的市場競爭力。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作者吳趼人生動地描繪了上海石印新書對琉璃廠的衝擊。在二酉書店的老闆看來，那位叫王伯述的商人，“只管從上海販書來，也不管大眾行市。他販來的便宜，就透便宜的賣了，鬧得我們都看不住本錢了。”為了贏得商機，二酉書店的夥計甚至採取不當手段，用爛泥塗抹王家店鋪的招牌，並在其上寫作“等米下鍋賠錢買賣”等諷刺語句。但此等雕蟲小技完全無法扭轉市場行情，隨著石印本的大量湧入和數年後更為平價的鉛印本的日益流行，琉璃廠的新書業漸趨興盛。
晚清廢科舉、興學堂等教育制度變革促進了新書業的繁榮。早在1898年，管學大臣孫家鼐就提出“學堂教育人才，首以書籍為要”，強調時務書的重要作用。戊戌維新時期，以《泰西新史》《西學叢書》《五大洲各國政治通考》為代表的主講世界各國政治概況、史地常識的新學書籍成為各地士人舉子爭相購閱的物件。作為“開風氣之先”的上海，各家石印書坊都在趕製新書。
在北京琉璃廠，以第一書局、北洋書局、直隸書局、書業公司等為代表的主營新學書籍和教科書的書局大都由此進書。而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等以出版教科書、啟蒙報刊為主的機構，在開業之初即於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設立分局，並直接為京師及直隸各學堂提供各類教科書。一時間，由上海四馬路販運至北京琉璃廠的時務新書“無不盈箱插架”，各路書商紛紛“思得善價而沽”。
1905年，位於琉璃廠南側，商務印書館所屬的京華印書局落成。該局全面淘汰了老舊的木版印刷裝置，用石印、鉛印批次印刷學部所編中小學課本以及京師大學堂的書報，逐漸成為北京的頭等印刷企業。
除京華印書局外，自清末以降，在琉璃廠周邊的南柳巷、椿樹衚衕、鐵鳥衚衕以及前孫公園西夾道等衚衕內，還逐漸聚集起一批中小報館及印字館。近代北京第一份婦女報紙《北京女報》，維新派喉舌《中央大同日報》，以及最具社會影響力的白話小報《京話日報》《群強報》均於此編輯發行。以彭翼仲、陸澤、楊曼青為代表的報界名流在小巷陋室中踐行“督政教民”的報人使命，成功地開闢出一條連線文化精英與底層民眾的言論渠道，促進了民間輿論環境的發展。
雙城書緣：琉璃廠的京滬交誼
翻閱魯迅、胡適、容庚等學者的日記，既能看到他們走進專售宋元珍本的書肆遍訪珍本，也能發現他們在商務、中華等書店中選購新書。在各式各樣的閱讀回憶中，有關上海與北京的記錄幾乎無處不在。新舊交織的琉璃廠街，為學者們讀書治學提供了更多元的線索、更豐富的機會。從“善本漸稀”到“譯本盈架”，琉璃廠書業的興衰浮沉彷彿一面鏡子，映照出近代中國文化重心的演變。
晚清廢科舉、興學堂的制度變革，石印、鉛印技術的發展和津滬通航，既導致琉璃廠舊書業的式微，也促使北京、上海這兩大文化之都更為緊密地互聯。正是這種聯絡，為古樸厚重的北京文化增添了幾分靈動與新潮，也為日新月異的上海文化增添了些許溫暖與安寧。歷經百年滄桑，這份延綿不絕的“雙城書緣”依舊牽動著京滬兩地文人的心靈。
一代代書家的勵精圖治，為的只是奔赴下一場人與書的相遇。
圖片：視覺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