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留遺址位於官橋鎮駐地東約1千米,其南臨薛河故道,西鄰小魏河,兩河在遺址西南交匯。該區域三面環河,土地平整肥沃,非常適宜古代農耕文明的發生和發展。
西康留遺址是196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考古隊會同滕縣文化館沿薛河進行文物普查時發現。1992年春季,為配合滕州市南部調水建設工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初步的考古勘探;1994年,又組織專業人員對該遺址進行了勘探和試掘;1998年,山東省考古研究所為配合京福高速公路建設,對該遺址進行了專題考古發掘。2006年,西康留遺址因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被公佈為全省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由山東海岱文化遺產保護服務中心委託滕州市文化局、市博物館組織專業考古人員組成“西康留遺址考古勘探隊”,開展了全面系統的考古勘探工作,初步揭開了這處古遺址的神秘面紗。
一、5000 年前的古城在這裡首次發現
目前,在全國範圍內發現龍山文化時期的古城有五座,包括山東章丘城子崖的龍山文化城。而在我市西康留村北的薛河之陽,卻有一座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古城。
1992年,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康留遺址的西部、小魏河東岸河涯上的大汶口文化層中發現有夯土層,當即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極大關注,隨即在遺址北部開挖探方4個,發掘面積100平方米,考證是否為城牆的可能。1994年,省考古研究所又在遺址的中南部發現了夯土城牆的遺蹟一處,夯土城外有壕溝,溝內有淤土、小螺絲殼等遺物。1998年,在遺址東南部和中東部分別發掘出夯土建築臺基等重要遺蹟多處。2014年,山東省海岱文化遺產保護服務中心對該遺址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古勘探,終於摸清了這座大汶口晚期的古城城牆南北長240米, 東 西 寬210米,城呈不規則方形,城內面積(含城牆)約50000平方米;夯土牆平均厚約1.5~2.5米,部分牆段可達3.5米以上。此外,在城內發掘清理出兩處單體夯土建築臺基,均呈不規則梯形,據推斷應為當時的祭祀臺或聚會活動的場所。
二、完整的文化遺存序列在這裡高度呈現
西康留遺址經過三次勘探和兩次試掘,證實該遺址分佈著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嶽石文化、商周文化至秦漢等各個時期的文化遺存,以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存為主。其文化內涵豐富,文化序列完整,在全省乃至全國實屬罕見。1992年發掘的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層遺蹟有灰坑、墓葬、夯土層等,清理墓葬17座,其中6座為大汶口文化晚期未成年人的甕棺葬。另在一座大墓中,出土隨葬器物竟達100餘件,有紅陶、灰陶、黑陶、白陶等陶器,器皿有鼎、盂、豆、尊、瓶、鬹、缽等,多數有彩繪和各種紋飾,以缽型鼎和鏤空高柄杯最為典型。出土文物表明,遠在5000年前的薛族手工業相當發達,也充分說明墓主人身份的顯赫高貴。發掘的4座房址皆為北辛文化時期,房址為半地穴式,地穴內還發現有柱洞和石支座,清理器物有陶釜、鼎、缽、壺及石鑿等。
西康留遺址處於古薛河中游,它東距北辛遺址3千米,西距薛國故城不足2千米,北部有西公橋、後公橋大汶口文化遺址,西靠官橋小豐山大汶口文化遺址,西南不遠處剛發掘不久的官橋村南漢墓群中也發現有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的遺址。該遺址正處在薛河流域史前薛族聚落的中心地帶,它是一部古代文明起源與發展的歷史縮影。
三、古文化、古城、古國曆史文明在這裡集中展現
西康留出土玉璜(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歷史表明,遠在7300年至6000年左右,北辛先民就在薛河中游的河岸高地定居,開啟了最早的農耕文明,孕育了薛氏民族。到了大汶口文化時期,隨著人口的不斷繁衍,薛人開始沿著薛河中下游向四周遷徙。隨著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不斷髮展,生產資料有了積累,父系氏族公社開始形成。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私有制的出現使貧富差別愈益明顯,社會分化嚴重,階級已然產生。各部落為了擴大地盤,搶佔土地和人力資源,就有了戰爭和掠奪。出於軍事的需要,部落聯盟開始建立,用於防禦的城堡也應運而生,西康留遺址古城就這樣崛起在古薛大地上,古薛先民捷足先登,率先跨入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歷史文明門檻。由此我們可以清晰的描繪出古薛民族演進的歷史文明程序:從北辛文化薛族部落,到大汶口文化西康留部落古城,再到夏王朝奚仲封國——薛氏方國,直至商周至春秋任薛諸侯王國時,薛國都城又西遷至現在的薛故城處。到了戰國時期,薛國成為齊國國相田嬰、田文父子的封邑——田氏薛國。田文(孟嘗君)又把原有的薛國都城擴建為周長21華里的大城,才有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薛國故城。
孫井泉
滕州市官橋鎮文化站原站長,副研究館員。中國民俗學會會員,山東省民俗學會理事,滕州市古薛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編著有《走進官橋看歷史文化》《棗莊民俗》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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